传染病防治的国际合作难在哪里

在人类历史上，重大传染病的暴发不仅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与生命，还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败，甚至导致文明发展进程的改变。13世纪的鼠疫流行使欧洲三分之一人口丧生，撼动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绝对权威。15世纪的天花流行彻底摧毁了阿兹特克和印加两大文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暴发夺走了至少2000万人的生命，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在全球化时代，现代的交通工具和频繁的人员往来使传染病的传播速度空前加快，地区性的传染病疫情随时可能升级为全球性危机。传染病传播是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任何国家都难以独自应对，人类需要并肩战斗共同应对挑战。

传染病的防治是一种惠及全人类的公共产品，一旦某种传染病被根除，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从中获得健康与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这种获益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1966年人类开启了消灭天花病毒的战役，处在冷战激烈对抗中的美国和苏联携手攻关，协调世界各国共同筹措资金、人员与技术，经过11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凭借疫苗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一举消灭了病毒，这是人类防疫史上划时代的胜利。这场战役共消耗约3亿美元，这一花费在当时是惊人的，但是根除天花的经济总收益是成本的159倍，根除天花也因此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集体投资。此外，2019年10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Ⅲ型脊灰病毒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消灭。在此之前，人类已于2015年消灭了Ⅱ型脊灰病毒，目前仅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存有少量Ⅰ型脊灰病毒病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下，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脊髓灰质炎这一危害人类数千年、夺走无数人健康与生命的重大传染病也即将被人类彻底征服。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人类可以因消灭传染病而获得巨大的收益，但类似根除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病毒这种成功案例依然屈指可数。人类研究传染病防治的历史已经超过150年，但现有资金和技术投入仍远不足以彻底遏制艾滋病、疟疾等重大传染病的蔓延。这些重大传染病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速度尤为惊人，部分发展中国家因长期缺乏药物和必要的医疗条件，传染病疫情尤为严重，很多民众挣扎在死亡边缘。以艾滋病为例，艾滋病患者虽然遍布全球，但目前该病患者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9年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球共有艾滋病患者3790万，其中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感染者约占感染总数的69.6%，世界艾滋病感染人数排名前20的国家中有19个位于该地区。斯威士兰、博茨瓦纳等疫情严重的国家有约1/4的成年人（15—59岁间）感染艾滋病毒。目前，全世界仍有47%的艾滋病患者得不到任何治疗。但即便如此，艾滋病已经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医疗援助最多的传染病。很多流行于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如血吸虫病、黑热病、锥虫病、麻风病、登革热等几乎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援助，世界卫生组织用“被忽视的传染病”来统称这些疾病。防治这些传染病的合作陷入困境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发达国家动力减弱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由于世界各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同地区人民健康水平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发达国家，心血管疾病、癌症、痴呆症、糖尿病等慢性病是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而在发展中国家，呼吸道感染、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传染病是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传染病造成的死亡占到死亡总数的1/3。换句话说，当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主题变成“活得更久、活得更好”时，发展中国家人民依然在为活着而奋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益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检疫制度的完善，常见传染病对发达国家的威胁已基本消除。发达国家医学研究主攻的方向早已由防治传染病转向对癌症和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的治疗。在发展中国家暴发的传染病中，能真正对发达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数量极少，对这些疾病投入技术、资金和物质支持并不能给发达国家带来明显的收益，因此发达国家能力虽强，却缺乏领导人类攻克这些传染病的动机，只有艾滋病、埃博拉、马尔堡等少数对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的疾病才能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援助。

发展中国家能力总体欠缺

管理学有个著名的案例叫“木桶效应”，即木桶中所容纳的水量取决于最短的木板的高度。一些全球性传染病的防治需要世界各国协同努力、共担责任，在一定时期内完成各自的防疫目标，实现对传染病的“围歼”。如果有的国家不能按期完成防疫任务，传染病病原体就始终处于传播、变异状态并不断产生耐药性，使消灭疫情的前期投入付诸东流。换句话讲，全球性传染病的根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防疫体系中医疗水平最薄弱的国家能否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履行卫生义务，全球传染病防治水平将大打折扣。广大发展中国家医疗人才和基础设施差，群众受教育水平较低，缺乏医疗健康知识，这不仅容易导致传染病的迅速扩散，还会成为很多新发传染病的突破口，成为国际传染病防治中的“最薄弱一环”。

“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

在理想状态下，传染病防治作为一种全人类受益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世界各国共同筹措，各国按照自身能力的大小作出相应的贡献。但在现实情况中，如果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不作出贡献也可以从公共产品中获益，那么多数主体都会选择只分享公共产品而不提供公共产品，导致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搭便车”现象。一个公共产品的受益者越多，搭便车现象就越普遍，当一个公共产品的受益对象为全球每个国家时，搭便车现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通常说来，疫情蔓延速度快、病症较严重的急性传染病更容易得到普遍重视，容易调动各国资源，而艾滋病等病程较长、传播速度相对较慢全球传染病则难以引起各国的共同重视。一方面，国际性医疗援助机构收到的传染病援助申请逐年递增，但收到的捐助却增幅缓慢甚至减少。2018年，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收到援助较上一年减少10亿美元，资金缺口高达72亿美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被迫宣布“全球2020年抗艾目标”可能无法实现。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以保护本国人民健康福祉为名，对传染病防治药物执行“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即不经专利权所有者同意，由政府授权许可本国企业使用专利。这种行为在短时间内的确能降低本国传染病药物价格，提高本国公共卫生水平，从长远看却抑制了传染病药物的研发。专利药物的研发过程长、投资大，并且存在不可知性，研究一种新药的成本动辄几十亿美元，如果无法回收成本，制药公司就没有动机和能力去研发新的传染病药物。一些国家在传染病防治中的“搭便车”行为看似精打细算，实则推卸责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给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面对疫情，我国继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开展抗疫合作，同相关国家保持密切沟通，分享防疫经验，协调防治措施，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疫情严重的国家提供帮助。国际传染病防治是充满善意的公共产品，它关乎健康、生存、安全等人类共同价值。以抗击疫情为契机，各国应该积极行动，从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机制入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加强在传染病疫情通报、疾病防治、医疗救援等方面的互利合作，共同携手打造“健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