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为何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中国经济为何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核心提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多个阶段的波动,但我国经济在波动中呈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自我修复能力主要有四大来源:大国经济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以及本土化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叠加交织,但是我国经济修复能力及其来源是稳健的,外部冲击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应基于这种基本面而保持战略定力并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来舒缓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伴随着多个阶段的波动,但我国经济在波动中呈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自我修复能力主要有四大来源:大国经济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以及本土化基本经济制度。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不平衡发展等因素叠加交织,但是我国经济修复能力及其来源是稳健的,外部冲击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应基于这种基本面而保持战略定力并加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来舒缓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

【关键词】经济修复能力 大国经济效应 基本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量实现了高速增长。同时,源于内外部因素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也伴随着多次波动,特定时段经济增速甚至出现了明显下滑。但从跨国比较来看,中国经济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在增速下降后也能较快复归到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我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作为一个正处于体制转型进程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来源于大国经济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以及本土化基本经济制度,这四者分别从总量特征、结构转化、转型策略和制度安排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可称为我国经济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四大来源。

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当前,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虽然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海外疫情仍呈现出快速扩散的明显态势,迄今为止海外疫情还难以清晰地看到“拐点”的来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疫情输入性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防控压力。域外贸易保护主义和疫情扩散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外贸企业发展产生冲击,并通过加剧金融波动而对中国资本市场稳定性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复杂严峻的格局,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将承受更大的下行压力,而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及自我修复能力也面临新的考验。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一个匀速的、线性的过程。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过不同类型的冲击,并在不同时期有波动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末期我国经济有过两次调整,与此相伴随,1981年、1990年的GDP增长率分别降至5.1%和3.9%的较低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在快速提高,从而使国内外经济的联动关系得以增强,域外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影响程度、范围也在扩展。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经济领域的两次大事件,它们均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拖累效应。1998年第二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6.9%和6.4%,这两个数据是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增速的“谷底”。

尽管存在着阶段性的波动,但中国经济仍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处于“谷底”的时期较短,且随后会步入新一轮的持续高速增长阶段。从全球比较的角度看,1978-2018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5%,持续40年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伴随着“大起大落”,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健性。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测算,1978-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0.2830,同期美国、日本、印度和世界的变异系数分别为0.6837、1.0893、0.4360和0.4187①。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有波动,但波动的幅度较小,即使出现增速的短期下降,也会快速走出这种态势并复归到持续增长的基本趋势。就时序比较和跨国比较而言,中国经济确实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一阶段,人们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及其形成根源,并审视自我修复能力对回应当前复杂格局的实践意义。

大国经济效应使中国经济面临冲击时能够减缓冲击力度,保持自身稳健,并在产业转型中获得新动能

中国经济的首要特征是其涉及的人口总量、地理规模以及与此伴随的内部差异举世罕见。在跨国比较的意义上,当前中国的人口总数居世界第一位,地理范围居世界第三位。从2010年开始,中国GDP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首次超过1万美元,且已经非常接近人均GDP1237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线”。作为一个长期占据世界人口第一位的大国,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演变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并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从人口、地理、经济总量等维度来看,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或大国经济效应。

大国经济效应对我国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意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中国人口众多、空间广阔,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具有差别,不同地区的禀赋条件、发展状态也存在落差。不同群体的发展差别,可以内生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不同地区的发展落差,则使我国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梯度转移。据此,中国经济即使面临某种冲击,但是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及空间梯度转移意味着更大的腾挪空间,“东方不亮西方亮”,大国特征使中国可以减缓冲击力度,并在产业转型中获得新动能。二是在国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与域外的经济关联性在增强,但中国不是被动地适应全球经济。大国经济意味着中国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有与实体经济紧密关联的工业体系,“世界制造中心”就刻画了中国工业产业的完整性和影响力,中国具有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有力条件。大国经济还意味着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影响者和塑造者,并且在开放进程中,中国对金融、能源等重要领域仍发挥政府调控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就发挥了重要“稳定器”和“增长源”的作用。这样,域外经济即使发生波动,甚至在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时,即使危机会通过贸易、资本、预期等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但也难以改变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以及长期发展趋势,这使中国经济面对冲击能够保持稳健,并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农民应对风险提供了“担保机制”,这可以缓冲国内外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

除大国经济效应之外,中国经济还具有重要的结构特征,即正处在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长期以来极为显著。1978年之后,伴随着市场化转型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城乡之间开始摆脱割裂对立状态,并逐步走向融合互动新格局,城乡融合发展被视为是继“以乡支城”“以城带乡”两个阶段之后的城乡关系新基准、新目标。城乡二元结构转化集中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流转,以农村劳动力的社会化配置为主线,我国城乡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正发生显著转变,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及人口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等结构转化。1978-2018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约从1.18亿增至5.73亿,其占就业人数比重约从29.48%增至73.89%;1978-2019年城镇就业人数约从0.95亿增至4.42亿,其占就业人数比重约从23.70%增至57.11%,同期城镇常住人口约从1.72亿增至8.48亿,占人口总数比重约从17.92%增至60.60%,2019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人户分离的人口数分别达到约2.91亿人和2.80亿人。

从绝对规模和增长速度的角度看,中国都在经历人类史上罕见的城乡结构转化和城市化进程,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②。这种结构转化特征为我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化首先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在宏观层面,劳动力转移表明要素实现了跨产业、跨地区、跨城乡再配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劳动力总是从低生产率领域流向高生产率领域。因此,农村劳动力流转会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并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获取竞争优势提供条件。在微观层面,劳动力转移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民拓宽了收入来源,提高了收入水平。从2015年开始,我国农民收入的来源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工资性收入已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第一大来源。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改善了农村人地关系,为农村要素组合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变革提供了推动力量。

从宏观、微观两个视角看,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均意味着中国城乡要素再配置蕴含着充沛的增长潜力,而微观主体,特别是农民会因要素再配置而改善了生活条件,增强了风险应对能力。此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赋予了农民在城乡间自发配置商品和要素的权利,另一方面保留了外出农民退回农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通道。即便经济波动对农民工外出务工产生冲击,但这些劳动力仍可返回农村,并借助对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获得经济回报,而当农村之外的经济形势出现好转或就业岗位增加时,农民仍有机会通过进城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农民应对风险提供了“担保机制”,这可以缓冲国内外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使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困境并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使我国发展具有风险的分散特征、创新的激励特征以及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特征

1978年以来,我国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体制转型,这体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经济状态转向全面开放格局。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不断壮大,并逐步取代政府而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工资、利率等价格机制不断完善,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信号”功能。研究显示,中国全国及各省的市场化指数总体呈现出逐渐攀高态势③。我国企业等微观主体基于自我利益追求,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以增强。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举世罕见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市场化转型在策略上具有独特性,它不是在所有领域齐头并进推进改革,而是存在着渐进式特征,例如: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地区试验到全国推广等,“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渐进式体制转型的形象表达。

推进市场化转型,且转型是渐进式的,这是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机制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也使我国经济具有显著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这是因为市场化转型极大地扩展了微观主体的发展空间,使我国在1978年之后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微观主体。《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企业法人单位数达到1809.9万个,其中私人控股企业法人单位数达到1620.4万个。这些微观主体分布于不同的地区、产业和部门,并为获得利润而开展各类创新活动。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微观主体使冲击具有“结构”特征,避免某种冲击对所有领域产生系统影响。即使发生某种冲击,微观主体会依据市场信号调整经营行为和要素组合方式,并依靠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来摆脱困境。

此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使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可控性、稳定性,它避免了社会秩序的剧烈震荡,为经济波动之后的恢复性增长提供了条件。更值得强调的是,渐进式市场化转型也使我国可以通过连续的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获得前后继承的增长动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幅度虽小但不停顿的改革使我国可形成多种发展动力。1997年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下,我国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了对外开放,通过入世实现了从局部开放向全面开放的转变,进而依靠增强“全球化红利”来推动经济发展。2008年之后,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和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以此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并拓宽发展动能。显然,渐进式市场化转型使我国发展具有风险的分散特征、创新的激励特征以及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特征,这也导致我国经济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时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

由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本土化特征,这一特征使微观主体对中国经济制度具有明晰稳定的预判,使我国可以组合政府和市场两者的力量

经济发展是人推动的,人是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抑制经济增长,这取决于制度能否保护民众努力的结果,取决于制度能否提供专业化分工的机会,也取决于制度能否允许民众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④。1978年以来,我国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就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从功能视角、而不是工具视角来理解社会主义。依据这种理解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国逐步形成并提炼概括出基本经济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此后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直至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在内的“三位一体”制度体系。从体制比较的角度看,这个制度体系契合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本土化特征,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并成为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源泉。

就所有制而言,我国通过激活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通过国企国资改革来发展公有制经济。从国际比较来看,迄今为止,中国在跨国比较中拥有较大规模和较高占比的国企国资,如果考虑城镇国有土地、农村集体土地等资源,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和占比会进一步提高,且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突出。这种所有制结构与那些公有制“一统天下”或公有制“付之阙如”的国家存在差别,并使我国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保持较高比例的公有制经济来应对经济冲击,平滑经济波动,体现宏观效率和整体利益。就分配方式而言,我国明确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可将各类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引入到经济活动中,从要素供给和要素组合两方面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我国强调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强调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调节分配,这对于激励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规避分配悬殊和周期性危机是重要的。就经济运行机制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这既不是回归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按照自由放任主义或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实行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金融化。中国在相互嵌套、彼此增强的逻辑下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时关注政府内部不同层级、市场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我国在经济运行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凸现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规划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显然,由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本土化特征,这一特征使微观主体对中国经济制度具有明晰稳定的预判,使我国可以组合政府和市场两者的力量,推动增长并形成经济波动时的自我修复能力。

我国在面临复杂多变的格局时,要通过制度和政策优化使经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充分发挥释放出来,从而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

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四大来源是稳健的,在未来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我国经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会得以保持和延续。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贸易保护主义、不平衡发展等因素相互叠加,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冲击,同时也倒逼和加快了我国的经济转型进程。在这种复杂严峻形势下,我国需要统筹考虑短期应急方案和长期改革方向,需要依托系统化、组合型政策来实现经济的“稳中求进”,需要借助自我修复能力来实现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强大自我修复能力并不意味着我国在面临复杂多变格局时可以高枕无忧,而是要通过制度和政策优化,使经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被充分发挥释放出来,从而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基于此,一方面,我国要关注国内外格局的动态变化,做好政策工具储备,对域外疫情发展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做好应对预案。立足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时适度改变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2020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强调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强调集中精力做好“六保”工作,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特别是在财政政策中明确提出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些都体现出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舒缓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在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在因疫情冲击而快速“探底”之后出现逐步反弹。2020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率分别为-6.8%和3.2%,在某种程度上即呈现出这种增速反弹的明显趋势。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我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从长远角度理解发展的基本趋势,坚定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信心,避免因短期的经济政策调整而延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摆脱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思维,保持对经济发展理念、战略目标、制度安排的定力,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形成发展的持久动能。

就此而言,2020年上半年,我国政府先后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安排都体现出这样的基本思路:从基本面、长期趋势的视角理解我国的经济发展,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种发展思路与对我国经济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认识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并能在根本上支撑我国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战略目标。

依据上述考虑,当前我国应将短期的经济政策与长期的改革方略结合起来,以此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组合式目标的实现,利用组合型政策来实现组合型目标是可取的,也是必须的。“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最大的影响就是经济循环受阻,短期内要把常用生产要素循环作为重点”⑤。在确保疫情可控的前提下,采用分类分级方式实现复产复工,通过降低税负、拓展融资渠道等提高企业经营活力,稳定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注重增强对粮食、能源等基础产品的储备能力,依靠扩大开放范围、放大国内市场等保持产业链、供应链顺畅,增强对域外疫情冲击和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同时,我国还应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筑牢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城市类别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松农村人口的进城落户限制,以此夯实和增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国内消费在驱动经济发展中的“压舱石”作用。

此外,我国还立足于信息化快速发展、全球化格局转变以及产业竞争态势激烈的背景下,瞄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生态环保、健康养生、教育医疗等领域积极布局,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知识化,提高产业的附加值、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重视农村的就业“蓄水池”功能和经济“稳定器”作用,深化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社会化配置,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等在城乡间双向流动,通过完善市场价格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使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创新性、持续化、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支撑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高帆:《如何理解和挖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12日。

②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38页。

③王小鲁、樊纲、胡李鹏:《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页。

④[英]阿瑟·刘易斯著、郭金兴等译:《经济增长理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⑤王一鸣:《中国经济在应对风险挑战中显现韧性和潜力》,《新华文摘》,2020年第11期,第48页。

责任编辑:吴成玲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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