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

从1833年到1895年，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文明问题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思考，涉及文明的起源、发展和命运、前途。马克思认为，对于文明的理解，必须把它同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系起来，把文明看作是一个反映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标示人类社会开化状态和进步状态的范畴。

对于文明的总体认识

“文明”一词是伴随着欧洲启蒙运动，在18世纪后期的英语和法语中出现的，很快被欧洲文明认同为自我的化身。马恩著作中最早出现“文明”概念，是1835年马克思《根据〈约翰福音〉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一文：“任何一个民族，即使它达到了最高度的文明，即使它孕育出了一些最伟大的人物，即使它的技艺达到了全面鼎盛的程度，即使各门科学解决了最困难的问题，它也不能解脱迷信的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吸收了英法哲学传统中对于“教化”“高雅”的推崇，将文明视为社会的素质，又吸取德国哲学将“文化”引入“文明”的做法，将文明扩大为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中一切物质和精神活动的总和，并赋予其价值、实体、关系、实践等多个维度的意涵。

文明发展与生产力进步具有本质联系。1846年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共产党宣言》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文明视为一种新的文明象征，同以往一切文明区分开来。受卢梭、傅里叶等人的文明批判思想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把“文明”作为反语，揭露阶级性、对抗性、私有制，“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1844年，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文明中的野蛮”概念，将其视为“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资产阶级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

“野蛮”来自于希腊语，最早指不能用希腊语交谈、无法融入希腊社会的外国人，后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受摩尔根、科瓦列夫斯基等人的人类学理论影响，试图从“野蛮”民族和部落入手研究文明社会的起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野蛮时代看做蒙昧和文明之间的特定历史阶段。总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明与野蛮”的分类标准大体有三种，一是以欧洲作为划分“文明与野蛮”的地域尺度，二是以资产阶级文明作为划分“文明与野蛮”的历史标准，三是以生存技术、社会制度、城市、工商业、文化艺术的整体作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随着对于文明—野蛮的关系认识走向立体化、多层次，自19世纪80年代之后，前两种标准被弃用，更多采用第三种标准。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文明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二律背反”：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但被征服者反而成为真正主人。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发现：“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恩格斯说：“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同化，而且大部分还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相继入侵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莫卧儿人被印度化，中国从北魏孝文帝改革到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汉化，都是这个问题的佐证。

16世纪新航路开辟前，世界是彼此隔绝的，人们“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来源的范围内运动着”。“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是平面的、平静的，处于一种自然形成的孤立状态，无论贸易还是战争，都是双方间流动互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渐进过程。

资本主义兴起加剧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把落后民族、地区和阶级纳入所谓文明进程之中，使农村屈服于城市，使落后屈服于先进，其实现方式充满了血腥与野蛮。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如“羊吃人”运动、禁止流浪法案、童工女工悲惨生活、非洲黑奴贸易进行揭露，并形象地描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借助于便利的交通工具、价格低廉的商品、枪炮弹药的威慑从欧洲走向世界，用野蛮的方式征服了“野蛮人”。

世界市场的形成将资本主义的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第一，欧洲资产阶级对亚洲、非洲、美洲的征服无疑十分野蛮。“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虚伪和它的野蛮本性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幅奇怪的现象：“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 马克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表多篇文章痛陈鸦片贸易败坏品格、腐蚀思想、毁灭灵魂，比奴隶贸易更加卑鄙，指出中国进行的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揭露了英国人战争中的残暴行为。用类似鸦片战争这种“暴力清除”方式，殖民主义把西方的工业文明带到了落后的东方，但这些“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采取的措施，无法让被殖民国家和民族感激。

第二，欧洲资产阶级利用先进技术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客观上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欧洲殖民者的炮火威慑之下，“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随着机器的推广，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不断被消灭”。马克思认为落后民族被拥有先进文明的民族征服，总要比被另一个落后民族用更为野蛮的方式征服好：“当时的印度被代表着先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英国征服要好些”。恩格斯也指出“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生活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要略胜一筹”。“野蛮军人所采用的打仗方式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但是征服阿尔及利亚，对于文明的进展却是有意义的和值得庆幸的事……甚至迫使摩洛哥的国王踏上了文明的道路。”墨西哥被美国征服后，“被迫卷入了历史运动，这也是一个进步”。

第三，资本主义开拓过程中催生对共产主义的新文明的追求。1844年恩格斯《致马克思》一信用“旧文明”概指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文明，而用“新文明”指代共产主义文明。《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等著作具体描绘了共产主义文明：国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取代，人类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每个人都拥有全面发展体能和智能的机会，社会发展将由社会成员共同生产、共同管理、共同分配、共同享有，共产主义文明将是“能给所有人以幸福的文明”。进化的过程不是对西方道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遵循历史发展的统一规律下，根据现实条件和时代进行选择，东西方可以 “两极相联”，交互作用，共同胜利，走向新文明。他们看到了中华文明涅槃重生的希望，认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并从全球体系变革的角度出发，对亚太地区的活力作出了预测，认为“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

全球化过程中尚未完结的文明课题

史学家沃勒斯坦说，在思考社会科学问题或面对社会科学方面的争论时，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地构成西方社会科学之基础的那些主要的矛盾。其中的一个矛盾，那就是文明世界与野蛮世界之间的矛盾。

“文明与野蛮”问题的实质，就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中，落后地区遭遇了物质和精神层面双重的“低开发”，不仅被强制性地变为适应资本主义的劳力和原料输出地、商品倾销地，也被迫在现代西方的文明叙事中扮演所谓边缘、野蛮、落后、专制的角色。

对待这种“文明与野蛮”，不同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日本人义无反顾“脱亚入欧”，按照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设计，西方代表文明，中国处在半开化阶段，非洲各国滞留在野蛮阶段，效法西方文明道路是世界上后进国家的必由之路。近代中国经历了文化自信的跌落，但不甘心自居“野蛮”，不是通过简单的制度模仿，来裁剪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和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再造文明，赓续传统、迎来复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西方，从“野蛮”民族纳入资本“文明”进程的那一刻开始，资本主义这个精神文化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也在接受东方民族的道德传统洗礼，野蛮反而成为疗救西方文明疾病的药方。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现代的文明社会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野蛮与屠杀，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成为广受诟病和批判的宏大叙事。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死灰复燃、大肆泛滥。亨廷顿将“文明的冲突”定义为未来世界的必然趋势，把其他文明描述为野蛮，把美国树立为正义和文明的中心。21世纪已过去20年，很多人依然做着19世纪的迷梦。

人类的文明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是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复数，而不是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单数。通往文明的道路是开放的，并且牢牢奠基在现实的历史、国情、文化的土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