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视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3）11-0004-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凝结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深厚积淀，继承500多年社会主义发展的文明精华，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宏阔高度，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历史观侧重于对历史的动态观察和纵向研究，强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把历史置于总体坐标中进行长时段的考察。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大历史观视野下的理论结晶。

大历史观下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三个维度

从大历史观角度看，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认知：从中西文明和文化发展比较的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定的历史蕴含与精神实质是资本主义文明所不可能具备的；从中国和西方主要大国现代化之路比较的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由盛转衰与迈向复兴的两个“大变局”比较的维度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维度，体现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方向和进程的深刻转变。

中西文明和文化发展比较的维度。一个国家和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对其文明和文化的发展走势具有决定性意义。反过来，一定历史条件下，透过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与文化发展状况，大体也能反映和判断出其所走道路的状况。一方面，中西方文明起源不同，但文明是平等的，在交流互鉴中融合发展始终是历史常态。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各自的社会基础和地缘优势，同样源远流长、影响至深。距今约一万年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辽河流域和北方草原文化区都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在这一过程中，中原华夏族率先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并逐步向四周迁徙，推动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西方文明一般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被认为起源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集结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深厚智慧，糅合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传统，包含着民主、自由的因子，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始终是一个客观现象，文明之间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目前学术界普遍承认的12个古文明，中华文明是其中唯一完整延续至今的原生文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这段时期，绝大多数古老的原生文明走向衰败或绝灭，但更多的新生文明进入繁盛时期，人类世界逐渐走向繁荣。随着现代化在西方诞生，人类逐步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同时“西方文明优越论”与“西方中心主义”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西方孕育的资本主义文明相比，表面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截然不同，其特定内涵与精神实质是资本主义文明所不可能具备的。

客观上讲，由于制度文化和历史机缘等许多原因，资本主义在西欧最先诞生，西欧部分国家创造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也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的时代。西方式现代化模式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前所未有地发掘了人类改变世界的潜力，却也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给没有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带来深重灾难。中华文明在近代的蒙尘并不是文化与文明本身的先天缺陷造成的，本质是民族文明在人类文明开始层级跃迁的阶段出现迟滞的结果。面对“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性境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找到并依靠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开辟了中国道路，并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从被动抵触到自觉学鉴再到今天平等视之的嬗变，足以说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实践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有效的。

中国和西方主要大国现代化之路比较的维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市场化之路以及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带来了西方近400年的繁荣与兴盛，也造成了其他国家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盲信。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功并带来了不同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之路，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唯一、普遍和永恒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种新式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最早诞生于西方，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拖入世界历史，整整间隔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中的缘由值得深思。西方国家因为率先进行工业革命，从而引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工业革命在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生产力飞跃式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现代化之路的实质就是西方自由民主和市场化之路，最早出现的现代化模板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与西方先发内生性现代化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性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激发了一批有识之士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努力尝试革故鼎新，在器物、制度和思想三个层面学习西方，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条路根本行不通。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其拥有基于自己国情和历史背景的鲜明特色、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不同于西方文明，也不是中华文明的自然延伸。

由盛转衰与迈向复兴的两个“大变局”比较的维度。如今，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近代相比具有由被动到主动的崭新姿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这种激活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觉醒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启蒙、文化实践与文化创造的过程，是中华文明洗去旧日尘埃重放光明的过程。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传统中华文明形态有质的差异。虽然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同属社会主义的范畴，但绝不是其他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再版。

中国共产党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余年历程，成为百年大党。在世界上4000多个形形色色的政党中，在世界上130多个共产党组织中，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为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其背后有深刻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坚持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谋进步，是一个具有强大政治领导力的政党。政党的性质是政党的阶级属性和本质特征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其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始终秉承人民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始终坚守人民立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始终肩负着为人类谋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使命。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写道：“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因此，有必要组织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凝聚了全国各民族和各方力量，是最有凝聚力的政党，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写道：“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孙中山先生面对近代中国的境况指出：“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曾亲历中日甲午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懵然未知。”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是中国人民长期受剥削、受欺压、受奴役的结果。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割据混战的封建军阀，使中国人民看不到希望、见不到亮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朝气、蓬勃向上、秉持正道，且对广大青年和先进人士充分开放的政党。1940年，南洋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后感叹：“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马克思主义政党有改造世界的宏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使命愿景的激励下，不断奋斗、接续前进，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永葆生机活力、始终朝气蓬勃。只有这样，才能堪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任。

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具有强大制度优势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类型的政党相比，其鲜明的特征就是组织的严密性、制度的完善性。要建设和管理好一个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如此大的一个政党整合起来，形成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制度。

中国共产党既善于凝聚全党的力量，又善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一个具有强大组织优势和社会号召力的政党。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世界拥有党员人数最多的执政党，是因为我们党有强大的凝聚力。我们党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是因为我们党拥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崇高的政治理想、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引领、严明的纪律规矩、选贤任能的机制。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组织优势，我们党才有了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正是这些组织上的优势，保证了我们党能够集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集中全国各领域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大自我革命精神，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既能够为人民坚持真理，又能够为人民修正错误，具有强大的自我革命精神。只有这样大公无私的政党，才能心中装着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才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站在人民立场、站在全局高度看待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省意识，能够察觉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的政党，才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从而跳出以往执政者无法跳出的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

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是一个能够改造旧文化、引领文化新发展的政党。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中已经包含了一些现代性的因素，例如，理性、仁爱、包容、有教无类、选贤与能等。但在工业革命时代，这种中国的人文传统有许多不适应时代的地方，需要自我更新，需要进一步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将二者相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远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是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从世界潮流发展高度看待人类社会发展所得出的科学结论，科学回答了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中国应当如何作为的时代之问，对未来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全球化以来，中国的历史主线就由原来的治乱循环这一条线，变成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两线并行。“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形成、救亡图存过程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治国强国“良方”、改革开放初期高等学校学科建设学习西方经验等，过去我们在一定意义上对西方概念、理论与研究范式存在不同程度的盲信和迷信。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我们开始从仰视西方到平视世界、从单向度学习西方到多向度把握西方、从不同程度盲信西方到实事求是审视西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世界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历经辉煌后开始走向式微，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在历经艰难曲折后开始走向辉煌。

在人类探索新文明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包括人类新文明的目标、原则、任务、途径、举措等，必将成为重要参照，也必将使世界人民进一步认清，要改变世界的乱象，必须树立新的文明观，探索和创造超越旧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新文明。 从理论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社会新文明的设想，但由于当时在实践上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这些设想没有能够付诸实施。列宁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对社会主义新文明进行了探索性实践，特别是开始探索在“一球两制”条件下如何建设新文明的途径。但由于列宁的这种探索时间较短，加之后人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严重失误和挫折，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实践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必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是人口大国，看似独立的中国事件，都会不同程度地具有国际性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以及文化繁荣发展等事业，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李大钊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作者简介：杨增岽，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