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提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新发展阶段的一项主要经济工作。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支点在于扩内需。居民和企业是国内市场的两大主体，消费和投资则是内需的两大组成部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是购买国内产品和服务的两大市场力量，因此也是扩内需战略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什么是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2017年和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均强调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那么，什么是“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呢？

所谓“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言的，主要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以及居民消费增加额占同期GDP增长额的比重。

在此要指出的是，“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是与“投资的关键性作用”相对的，它们一般出现在论述通过扩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相关表述中，旨在说明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差异。消费体现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是很大且相对稳定的。

我国的居民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

我国在应对输入性经济危机（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时采用的扩内需政策，均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主导的投资为主、刺激居民消费为辅的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选择虽然可以快速见效，缓解危机的负面冲击，但也造成部分落后产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低效率等问题，导致居民消费始终未能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基础性力量。近几年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前一类问题有所破解，但居民消费需求为内需短板的局面至今仍未有实质性改观。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9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大致在35%至39%之间徘徊。反观美国，在1950年至2018年期间，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最低在59%以上，近些年大致在68%上下。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大概可以看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有助于我国扩内需补短板。

从居民消费增加额占GDP增加额的比重看，进入新世纪的前二十年，我国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26%-52%之间，起伏较大，平均为37%。

如何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中，亟待提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如何才能扩大居民消费，增强其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笔者以为，应重点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升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解决“没钱花”问题。制约消费的第一个因素就是以劳动收入为主的大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增长慢。劳动收入不仅取决于劳动者本身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职业精神等人力资本因素，也取决于所在企业的盈利能力、收入分配的制度设计。后两个制约因素的破除受制于经济竞争优势的大小和收入体制的惯性，难度非常大。我国大多数产业处于低附加值环节，工资上升没有太多空间。

第二，降低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个税，解决这类人群“税负重”问题。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虽已经过多次调整，让无数工薪阶层从中受益。然而，由于个税标准为全国统一，并未考虑各地生活成本的巨大差异，导致处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工薪阶层，因工资水平高而不得不面临较高的税负。这种局面一方面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消费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全国性消费中心城市的培育。在税制无法突破，即个税标准无法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差异化设置的背景下，发达地区的工薪阶层如何在个税上减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改善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不敢花”问题。我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明显上升。处于老龄化阶段的居民虽然有养老、保健、养生等刚性需求，但由于其收入大幅度下降，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消费规模增加。中年人口面对自己未来的养老压力会增加储蓄，降低当期消费支出，也不利于消费的提升。

第四，扭转物价偏高制约居民消费的局面，解决“买不起”问题。相对于居民收入来说，我国的物价相对偏高。无论是电价、气价、水价、粮价、肉价等基础性价格，还是汽车、电脑、名牌服装等商品价格，都是如此。

解决好以上问题，我国就可以很好实现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稳定器”作用，并更好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提升其生活质量，增加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作者系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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