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牺牲都应被铭记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题：每一个牺牲都应被铭记

新华社记者张汨汨、王君璐、邰思聪

这是位于长城脚下的延庆八达岭烈士陵园（4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王君璐摄

吕伟一直觉得，古人将墓祭定在清明时节，是有用意的——杨柳返青，杏花开满山坡，却常伴烟雨濛濛。在吕伟眼里，此时的平北群山，最美丽，也最凄清。

作为北京市延庆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寻找烈士志愿服务队”的成员，每年清明，是他和队友们最忙碌的时候。延庆所辖大大小小25处英烈纪念地，他们都要祭扫一遍。对他们来说，祭扫的是先辈，也是亲人。

翻过一道道山梁，爬过一道道土坡……找到密林与草丛间的一座座石碑或土坟。队员们蹭掉满脚的泥泞，走上前去，除草、擦拭，把鲜花摆放在墓前。

“面对先烈，应该有许多话要说。但好像，说啥都是苍白的。”站在一座座坟茔前，吕伟他们更多的是沉默，然后，是深鞠一躬。

延庆扼守交通要道，战略位置重要。抗战时期，延庆所在的平北抗日根据地被称作“插入敌人胸腹的一把钢刀”，斗争分外惨烈。据相关史料，平北军民对日作战共歼敌2.3万人，收复失地5万平方公里。干部、战士、群众共约14000人付出生命代价。主力部队指战员牺牲4000多人，平均年龄22.5岁。

牺牲又何止于抗战。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建设时期，无数英烈将鲜血与生命留在了这片沃土。

“年纪最小的烈士，牺牲时只有13岁。”服务队队员蒋建科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翻看英烈名录时所受到的那种震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震撼的余波并未消散，反而愈加强烈。

几年前，延庆启动了零散烈士墓抢救性保护工作和烈士英名录梳理工作，散落在沟壑山间的近300座烈士墓得到抢救性保护修缮和集中迁葬，数百位埋骨荒野的烈士得到核实与确认。作为其中的主力，这些年来，“寻找烈士志愿服务队”名称有改动，成员有增减，但“为烈士正名，送烈士回家”的信念却从未动摇。

每当收到一条烈士遗迹线索，他们都“当作最重要的事”。散落烈士墓与烈士遗骨多数在深山里、道坎间，往往需要翻山爬坡、披荆斩棘，然而，“路再远，也必须去，立刻就去”。

查找史志、名录、文献资料，再找当事人、知情者多方核对，一人的证词不够，还要多人同证……有时，烈士的后人也会不理解：你们为啥这么较真？不信吗？

“只要跟英烈有关，就必须做扎实，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蒋建科说，“这样做，是对这项工作的负责，更是对烈士的负责。”

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人相继离世，知情者越来越稀少，这项工作也越发急迫。如果说，刚刚接过这项任务时，主要是“觉得光荣”，而到现在，队员们更多感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蒋建科说。

在位于北京市延庆区龙庆峡的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寻找烈士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向烈士纪念碑鞠躬（4月1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君璐摄

在延庆八达岭烈士陵园，有一面烈士纪念墙——经过服务队队员的发掘与核证，延庆籍与在延庆牺牲的烈士由1618位扩充到如今的2168位。2168个金色的名字，镌刻在山顶一面长6米、高3米的大理石墙壁上。

清明时节，65岁的崔祥来到烈士纪念墙前，久久站立。

“我来找我的二爷（二伯）。”老人睁大眼睛，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名字间仔细寻找，“还没找着呢……”

二伯名叫崔宝山，牺牲那年，只有19岁。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家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敢将宝山的遗骨迁回，安葬在村后的山坡上。

“我奶见天哭，我爸见天念叨。”崔祥回忆，“说他孤零零埋在那，连个烈士名号都没有。说他那么年轻就走了……什么……都没留下……”老人忽然剧烈地抽噎起来，大颗的泪水涌出眼眶。

经多方查找核实，终于，崔宝山被确认为革命烈士。不久前，崔祥家接到延庆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通知，政府将出资为宝山的坟茔修筑一块烈士墓碑。

“崔宝山”三字，也即将被镌刻到烈士纪念墙上。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名字。”服务队队员闫文杰说，在队员们眼中，那都是一张张曾经鲜活的笑脸、一个个充满血性的灵魂。

八达岭烈士陵园，是服务队“烈士祭扫全覆盖”的最后一站，也是延庆烈士纪念地中最大的一处。

许多墓碑上，只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下面，生平、籍贯等一片空白。更多的墓碑上，连姓名都没有，只有“烈士之墓”四字——陵园安葬烈士584位，其中有名烈士183位，无名烈士401位。

近代以来，我国约有2000万烈士为了民族独立、国家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而能够留下姓名的，不足200万人。

“真正的勇士，往往默默无闻。”在吕伟眼中，空白的墓碑，是更加震撼的铭刻。

“我们后人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忘记你们。”归途中，看着车窗外满山繁花，吕伟在心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