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化的“两创”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很难绕开两个维度，即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基础上，如何承载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以及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这一过程也是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中华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接纳

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致力于从西方寻求动力，但经过“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等尝试，最终都走向失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打开了一扇窗口，中华文化接纳了西方社会孕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体系内生根发芽，与此同时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期以来，一些人存在一种思维误区，认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是偶然性事件，似乎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联性不强，无意中忽视了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接纳的主动性。事实上，这并非一种偶然的文化嫁接，而是具有文化交融深刻规律的内在必然性。

近代以来，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经历了“刺激——反应”的模式，当西方强势物质文明对东方中国的文化场域产生较大影响的时候，东方文化的反应也十分激烈，但是这种反应的着力点并非西方文化的全部，而是仅仅局限于狭隘的物质文化领域。当单一的物质文化追求难以实现的时候，又转而寻找西方制度上的、精神上的文化力量。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到辛亥革命，证明一味西寻的路径是走不通的。这就倒逼我们反求诸己，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这一批判过程是对自身文化进行重新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认知的过程。这不仅为自身文化的发展探明方向，也为迎接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提供了准备。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剖析，为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深入理解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推崇强势物质文明的西方文化在中国“跌落神坛”，成为国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而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成为国人新的推崇。

文化转化需要特定条件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文化转化是一种高级的人的思维活动，需要特殊的群体去完成，同时这些人还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一是要对一种文化或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文化化育一个民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分为世俗生活的心理结构和政治生活的思想结构，有学者把这两种结构形成的传统称作“一般性传统”和“实质性传统”，而文化的本质正是需要从实质性传统中获得理解。正因为实质性传统的存在，经过五四时期的激烈批判，由儒家思想长久浸润的“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也并未遭受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了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因此，毛泽东同志认为，文化转化的使命要交给对该文化或思想具备跳脱出“当局者”身份的视野和能力的特殊群体。

二是要有开创精神。林克在2002年出版的《我所知道的毛泽东——林克谈话录》中阐述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可见，这种开创精神使得儒家思想不再囿于“儒教”的宗教化理解，而建立在“儒学”学术性、科学性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同志不仅深刻领悟儒家在中国精神领域和世俗生活领域根深蒂固的地位，而且能从一个被儒学浸润、滋养，被儒家文化包裹的文化氛围中跳脱出来，对其进行的反思不可谓不深刻。毛泽东同志将中华文化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纵横比较，不仅彰显出毛泽东深谙中国儒学传统精神实质，更凸显了他求变之思所具有的世界眼光和批判维度。

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两个向度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一贯继承、弘扬、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家入儒丰富了汉儒，道家入儒丰富了理学，佛学入儒丰富了心学。毛泽东特有的文化批判视角，不仅源于他对中华文化数千年绵延发展的深刻认识，更得益于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洞见，尤其是对西方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于毛泽东同志而言，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与他长期以来被儒家文化影响所获得的思想上的某种倾向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关联与契合。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与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深刻领悟是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两个重要前提，这种转化是一种保留原有思想合理性内涵的、融入新理念的扬弃，是继往与开来相结合的过程。

传统家国情怀向现代爱国主义情怀的转化。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国”理念似乎逐步转化为现代政治地理学意义上的“国家”理念。从传统的“家—天下”结构到“个人—民族国家”结构的转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自觉行动，而是西方强势文明冲击下中华文明作出的回应。基于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对基于家庭的东方文化的冲击，在实践上内在地要求中华文化要尽可能多地、尽可能快地从家庭释放出西方现代文明所需要的个人；而在国家层面上，尽可能地挤压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天下的界限，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无物理界限的天下概念向有物理界限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转化。儒家思想在世俗权力的纵向关系上构建了从个人到国家的权力体系和责任伦理。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文化遭遇了五四运动这样激烈且沉重的打击，尽管政治权力在文化批判的整体氛围中快速式微，但是这并未完全打破普罗大众在世俗生活中几千年来构建起来的生活基础，除了形式上的传统被破除之外，并不能从心理结构上打破传统同构的根基：家族的观念、乡邻的约定俗成和公序良俗。毛泽东同志正是将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革命斗争中予以激发，爱国主义精神才得以构建。毛泽东同志深谙儒学传统关于家国情怀的文化精髓，并在革命战争年代将其践行，彰显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精神。

民惟邦本理念向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化。对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定位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发展过程，人类史上普遍存在一种认识：人民群众不过是权力所管治的对象，其群体力量的爆发往往都是被动于政治力量的极限压迫，从来不是一个主动创造历史的群体。毛泽东同志并不否认传统的民惟邦本思想，不同的是他将其蕴含的传统智慧进行革命的转化，即人民群众从传统的被动于政治力量的群体形象转化为一个能动的历史创造主体，从而进一步揭示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同志开展农民运动，并不是为了迎合西方现代文明强加给中国的需求——从土地上释放出现代性意义上的个人，而是为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滋养下的中国人民所蕴含的历史进步力量，这种进步力量毋庸置疑源于文化的深层次力量。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虽然以打破旧传统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历史舞台上，但是这些行动并不能说明毛泽东同志沿袭了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对传统文化激烈抵抗的态度，相反，毛泽东同志深谙中华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宏大、深远、持久的力量，他所反对的只是落后的、腐朽的形式上传统，而并非实质上蕴含核心精髓和智慧的传统，由此还挖掘出利用实质性传统来发动人民群众的文化力量。可见，毛泽东同志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化道路，即“利用传统来打破传统，利用传统来成就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传统儒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示在中国历史上未能真正引起统治阶级重视，但在面对西方现代文明所强调的个体的主体性力量时，毛泽东同志适时将这一警示转化为人民群众主动构建历史的主体性意义，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从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被动状况从根本上得以扭转。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把每一个人皆纳入到能动历史创造活动中，使得他们有机地融入国家治理，摆脱了传统理念中仅是被治理对象的宿命。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传承和弘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宏伟格局，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充分发扬中华文化中“向上向善”的道德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向上向善力量的形成，是国有德而兴、人有德而立的基础。汲取向上向善的文化力量，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才能久久为功，驰而不息。

更新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德治国”的治理理念。“以德治国”是中国即便在历史洪流中饱受内忧外患，仍以其顽强、深厚的感召力和生命力持续数千年的智慧。时至今日，于中国社会稳定繁荣而言，意义深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纵观华夏青史，法为儒所用，儒为法所依，法治传统与王道人治传统并行不悖，二者相辅相成，彼此制衡，以谋政治清明、社会有序。如此益处在于能够有效规避社会唯法是从的僵化，也不易陷入人治无度的失序。新时代，更新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德治国”的治理理念，与“依法治国”相得益彰，是实践层面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

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着力于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展现出治国理政的深厚文化底蕴，体现了对文化传统的创新运用和对治国理政的历史传承。

（作者为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