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锻造的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 D25； D6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07-0039-05

政治属性是党组织的根本属性,政治功能是党组织的基本功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的政治使命、政治追求。如果我们党丧失了自己特有的政治属性、政治功能，那么，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领导就都无从谈起。同时，我们党崇高的政治使命和政治追求，也不是自然而然、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而是要靠党的政治领导力来不断推进、逐步实现的。由此说来，如果党不注重政治领导力的锻造，或者党的政治领导力达不到应有的水平，那么，党的政治属性、政治功能就会落空。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把锻造党的政治领导力放在根本位置上，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把确立党的纲领、处理好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系作为第一要务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它根据所代表阶级的利益而提出的政治愿景和政治使命。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的旗帜。有了这面旗帜，全党就可以团结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上。同时，党也可以用这面旗帜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建筑起摧不垮、打不破的铜墙铁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 就把确立党的纲领作为第一要务。党的一大通过的15条约700字的党纲，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党的二大重申了党的最高纲领并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既正确制定和确立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又始终坚持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并对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系进行了探索和妥善处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系的探索有过两次重要失误，即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和以王明为代表的超越阶段论。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同时，毛泽东把党的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联系起来，并指出：“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

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后，党对于如何制定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特点和实际的现阶段纲领，如何处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艰辛和曲折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两个纲领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认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处理两者的关系上取得了新成果，达到了新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是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论者，严厉批评了在对待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上的“一蹴而就论”和“虚无缥缈论”，多次号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

一百年来，正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确立党的纲领、坚定理想信念，并妥善处理好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关系作为第一要务,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成功。

把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作为根本责任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是党为实现一定时期的纲领目标而制定的行动准则、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是党的纲领的具体化。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注重确立党的纲领的同时，也注重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

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比，革命力量相对薄弱。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确立了国共合作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以此指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探索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使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走了出来。此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愈加成熟。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这是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制定和执行经验的总结。4月1日，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概括总结土地改革工作的政策策略要点的基础上，完整提出了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指出：“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有了对政策策略问题更深一步的认识，党中央更加重视对干部群众的政策策略教育宣传，并狠抓贯彻落实，极大地推进了各项工作。1949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通过规划现代化建设总目标和“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程。此后，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不仅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大政方针、规划举措，而且对提高党的政策策略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防止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生搬硬套，要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

一百年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对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的正确制定、准确把握、有效执行,才有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功。

把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领导核心作为根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崇高的政治使命，实现伟大的政治追求，党的纲领和理想信念的确立与坚守、党的大政方针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固然重要，党的团结统一、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这是由党肩负的艰巨使命任务和面对的复杂客观环境以及强大对手所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开始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就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原因。他们对巴枯宁所主张的“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等观点进行严厉批判，强调每一个支部、每一个人都不能各行其是。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和动摇的重大政治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锻造的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在早年时期就对违反中央精神和政策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游击战争环境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也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他指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领导核心，目的在于使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能够毫不动摇地在各项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因此，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大地推进了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领导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强调“要紧紧围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化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巩固党的团结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领导核心,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得以贯彻落实，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把增强党的公信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一个政党的公信力表现为民众因为对其信任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拥护和支持，反映了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来自于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是政党树立政治权威、实现政治领导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立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离开人民，党的一切理想和使命都会落空。因此，增强党的公信力是锻造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核心要求。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增强公信力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这突出表现在党始终坚持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党的七大将这一宗旨写入党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地秉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精神道统，接续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提出并坚持贯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个富有特色的伟大创造。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群众路线。经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群众路线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不断总结升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党的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后来，在党的十三大党章中，又加上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一百年来，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体现于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全过程中，从而确保了党具有强大公信力这一客观现实。

高度警惕和避免“塔西佗陷阱”，全面有效地解决和防范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弱化的风险，是新时代党锻造公信力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我们当然没有走到‘失信于民’那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努力，党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极大地密切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能够得到人民信赖、拥护和支持，为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凝聚了无尽的力量。

把增强“七种力量”作为党的政治领导的支撑和保障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七种力量”的锻造，包括：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本领的力量、纪律的力量、制度的力量、组织的力量、自我革命的力量。

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为党的政治领导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支撑和保障，确保党的政治领导有科学理论的引领 。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作风、精神、道德气质凝结而成的人格的力量，为党的政治领导提供了精神风貌的支撑和保障，确保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政治能力和专业能力有机结合、共同作用形成的本领的力量，为党的政治领导提供能力的支撑和保障 ，既保证伟大梦想的正确方向，又确保伟大梦想如期顺利实现。通过严明纪律形成的刚性约束力即纪律的力量，为党的政治领导提供纪律的支撑和保障，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通过合理高效的制度设计和执行形成的制度的力量，为党的政治领导提供制度的支撑和保障，确保党的政治领导具备无与伦比的强大制度优势。通过建设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形成的组织的力量，为党的政治领导提供组织的支撑和保障，确保党的各级组织以及组织内的每个细胞，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分工合作、步调一致，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通过自己解决自身问题而形成的自我革命的力量，为党继续保持强大政治领导力提供独特方法和途径的支撑和保障，确保党能够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自身的问题，及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持续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鲜能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冯秋婷，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原副秘书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