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体育精神及其文化特质

【中图分类号】G812.9【文献标识码】A

在世界所有的古代文明中，都曾有过不同形式的体育文化形态。而有着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的中国古代体育，不但以其丰富的运动形式、独具东方文明的精神内涵以及多样的文化特质，为中华民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而且作为东方体育文化的主体，对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体育

从词汇学的角度来讲，中国古代并没有词意同今的“体育”一词，它是由日本引入的，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仅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人的运动中，蕴含体育之意的实践活动却早已有之。中国古代体育，是随着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而逐渐传承、丰富起来的，并在历史的进程中最终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身体运动体系。根据中国古代体育活动演进及其本身的特点与活动方式，可以分为如下五大体系：

第一类，由生产实践与军事训练及战斗技能转化而来的体育活动内容。其形式如射箭、射弩、跑步、跳跃和投掷，由人类最初自身防卫手段发展而来的角力、角抵、相扑与摔跤，展现身体技能的练力与举重，驾驭车马技能的御术与马术，水域地区的弄潮、游泳、跳水、潜水，以及流行于北方寒冷地域的滑冰、拖冰床和滑雪等。

第二类，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术与养生体育。前者如传统的武术器械、徒手技击术以及徒手与器械结合的器械对练；后者包括了由古老医疗保健活动发展起来的以呼吸锻炼为主的行气术、以引伸肢体为主的导引术和以舒筋活络为主的按摩术。

第三类，具有娱乐竞技特色的球类运动。诸如蹴鞠、击鞠、步打球、捶丸、踏球、十五柱球及其他球类活动。

第四类，从春秋时期就已相当普及，具有益智特点的棋牌博弈类活动。如以围棋、象棋、广象戏、三人象棋、三友棋为代表的盘上棋戏，以六博、樗蒲、双陆、打马、象戏、弹棋为代表的骰戏，以叶子戏、酒牌、马吊、宣和牌、麻将为代表的纸牌戏，以摊钱、关扑、敲诗、骰宝、压宝、花会、闱姓为代表的猜射戏。

第五类，具有地域、民俗时令和休闲特点的民俗民间体育。如龙舟竞渡、舞龙、舞狮、荡秋千、打陀螺、拔河、跑旱船、登高、踏青、放风筝、抖空竹、跳百索、垂钓、捉迷藏等民族特色浓郁的活动形式。

上述五大体系基本展现了古代体育活动形式的概貌。根据近年来我们对相关文献并结合文物考古资料的分析，在古代不同时期流行的体育活动形式达到了200余项。古代体育发展、演进与最终体系化的历程，始终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军事、舞蹈、杂技、教育甚至宗教等文化形态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古代体育在发展与演进过程中，既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也同时为不同的体育运动形式嵌入了德、艺相兼的东方传统文化烙印。

“以人为本”的体育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作为一种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是古代中华民族有目的、能动地改造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的一种客观活动。其所蕴含的竞技、娱乐、科学和教育价值，亦同时积淀出了具有独特东方人文特点的体育精神。

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发轫于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庄子·外篇·山木》的“人与天一也”的理念。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在古代体育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如由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演化而来的跑、跳、投等早期体育活动，其动机和活动的范围，均显示出对自然的顺应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再如蹴鞠、捶丸、礼射、保健养生、武术等体育活动，在表现形式和竞赛规则等方面，均将“天人合一”视为人类通过体育活动而获得健康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石。正因如此，古代体育追求的并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与挑战，而是两者的协调与顺遂，并在此基础上追求身体和精神于同一过程中得到颐养。这也是以中国古代体育为代表的东方体育文化追求的独特价值准则与理想境界。

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中国古代体育作为古人一类实用主义意义上“利用安身”的身体活动，亦处处体现着“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在古代体育的庞大运动体系中，以武术、保健养生乃至形式多样的球类活动为代表的运动形式，无论是它们的活动特点还是规则要求，均体现着古人一往无前地对自己命运不屈不懈的抗争，这实际上是古人对“生生不息”之天赋禀性生命追求的展现。从《吕氏春秋·尽数》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的“生命在于运动”理念的提出，到千年之后中国体育大师颜元“养身莫善于习动”、日动而日强的“日益精壮”（《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的主张，均将“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融进了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之中。

身心兼修的生命整体优化观。身心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模式，最突出地体现在中国古代体育动与静、神与形、劳与逸这三对基本矛盾的统一中。正是这种既科学又实用的生命整体优化观，构成了古代体育健身功能的理论精华。如保健养生术就注重强调人的机体内运动与外运动的高度统一，而这种通过整个身体运动使自我意识得以调控，进而使动作达到松静自然、身随气动、气由意领、动静结合、浑然化一的运动方式，就是身心并育这一生命整体优化模式的展现。古代体育中的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健身养生功法，虽然各自的功能和锻炼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终极目标皆是通过身心并育的整体优化功能，使人体动作能力和身心健康达到俱佳水平。

循规守礼的传统道德规范。德育为先，德礼并重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大特点。如商周时期盛行的射礼，就被孔子解释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将射礼这一重要的集体性体育活动提升为一种外在社会规范，内化为一种行为习惯，使循规守礼的体育形式转化为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并成为融入道德传统的标志。再如以“君子之争”模式框定的御术（驾车）、龙舟竞渡、捶丸等项目，在其竞争过程中也被打上礼仪规范的烙印。其实，如果透过其表面而寻其内涵，这类古代体育中循规守礼的传统道德模式，亦不失为古代体坛上最佳的“维稳”工具，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古代体育实现了持久的等级和谐状态。

东方智慧的体育文化特质

由于中国古代体育植根、发端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而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传统思维模式，理所当然地对古代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方智慧的体育文化特质不同程度地呈现在不同的运动形式之中。

弱化竞争性的人格培养模式。中华传统文化中原始朴素的和谐理想、中和融通的宽和精神，决定了古代多数体育形式在竞技中对抗与刺激色彩的弱化。中华民族的务实精神，催生了古代运动活动在以外达内、由表及里的身体机能调节过程中，通过无形精神的升华，最终达到利于人格培养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古代体育求竞求动的生命张力。如古代体育中射箭、龙舟竞渡、舞龙舞狮、弈棋等众多运动形式所强调的个人身体锻炼与心理素质、精神升华与自然和谐关系等，都是传统文化影响下人格培养模式的显现，而这一模式就是在多数体育形式弱化竞争性的前提下形成的。

凸显教育与社会功能的运动形式。作为典型农业文明特征的中华传统伦理教育观念，始终贯穿于古代体育的发展之中。汉魏以来，诸多运动形式的内在个性深受传统学风、士风影响，不同程度地凸显出寓艺于教的特色。如射礼、赛车等活动，西周时期被纳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体系之中，并形成了一整套体育教育规仪。再如武术活动中所蕴含的宽厚、容忍、人道、谦虚、忠诚等理念，本身就与中国传统儒家“中庸”思想相通相融。在明人汇编的辑录中国古代蹴鞠历史与运动规则的《蹴鞠谱》一书中，还专门指出参与蹴鞠活动者“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等。这类体育运动理念的展现与相关规仪的要求，凸显了古代体育所具有的教育与社会功能的示范意义。

“与众乐乐”的推广效果。中国古代体育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文化特色——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宋元以后，多数体育活动形式开始冲破“礼仪”的束缚，出现了娱乐化趋势，如水嬉、蹴鞠、马球、摔跤以及其他民俗游乐项目，其表演性、游戏性、趣味性特色愈来愈明显。在宋代瓦舍一类市民综合性娱乐场所中，不但出现了民间自发组织的业余运动团体，而且娱乐式竞赛形式也更为多样化。这种体育项目的广泛普及及其平民化的推广模式，体现出古代体育在发展过程中“与众乐乐”的文化特质。

体美合一的艺术展现。中国古代体育所蕴含的身心一体思想，使其体美合一的特点表现得殊为突出。对于古人来说，其所理解的“体育”既是一种身体之“强体”活动，又不失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身体的“健美”之举。中国古人所主张的灵与肉、神与形、理性与感性、能动与受动、人为与自然有机的统一“美”，成为了古代体育的重要文化特质。如包含在儒家文化“六艺”教育中的体育形式“射”“御”，之所以与“艺”联系在一起，就是古人心目中体育亦即“习艺”理念的体现，反映出体育活动已经超越了人自身的生命活动，成为一种“美的追求”“美的活动”的文化展现，当然这种“美”是人体通过运动形式而表现出来的，是古代体育运动体美合一的艺术再现。

当代，随着人类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由中国古代体育演进而来的中国传统体育，其强调个人身心同步发展，着眼于直接深入人心理意识和内部生理功能的运行模式，将会为当代人类体育提供一种新的以促进人类健康发展为目的的运动模式，并与世界现代竞技体育一起，共同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崔乐泉：《体育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②崔乐泉、张红霞：《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缘起与特征》，《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7期。

③翁士勋：《中国古代蹴鞠主要史料辑注与研究》，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

④张再林、李靖：《“即身而道在”——中国古代身体哲学视域中的中华体育精神探析》，《人文杂志》，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