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共同富裕的新境界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破解效率与公平的世界性难题——

共同富裕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近日，党中央再一次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时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成就后，吹响了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征程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勤劳创新，实现财富公平分配，在消除贫穷的基础上，过上丰衣足食、普遍富裕的生活，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人类至高无上美德的体现。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发出“共同富裕”的召唤，具有振聋发聩的伟大意义。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承担的历史使命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将之矢志不渝地贯穿于百年奋斗历程之中。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早期的两极分化，明确提出未来社会将以所有人的富裕和全面发展为目的，并希望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社会。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共建共享基础上形成的共同富裕状态是其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赢得了稳固的阶级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并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坚实的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共同富裕”。毛泽东同志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认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国家摆脱落后、人民摆脱贫穷的唯一选择，为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提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防止两极分化，带动大家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提出通过收入分配政策、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实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采取了一系列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走共同富裕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实现人民幸福的“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归宿，积极推进“共同富裕”的实施。2012年11月15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对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具体要求和部署；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把“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2021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选取浙江省先行先试，为全国其他地方促进共同富裕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的征程上，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并对共同富裕的特征、内涵以及实现路径作了深刻的阐释。

“共同富裕”，一个伟大的理想，一个宏伟的目标，一代代人坚持不懈为之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共同富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理想，寄托着人类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望，更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价值追求，从孔子设想的大同社会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都反映了中国人对共同富裕的持久期盼。

“共同富裕”的对立面是“贫富分化”，古今中外国家治理的历史表明，财富占有“贫富分化”是国家动乱之源。中国人特别崇尚公平公正，儒家思想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思想深入人心，影响深远，主张“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司马迁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历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历史，王朝的治乱循环与“贫富分化”周期高度重合。每当土地兼并、赋税过重、徭役不断、民不聊生，社会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时，广大人民就会以“均贫富”“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为号召，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黄巢、钟相、王小波、李顺到李自成、洪秀全，不断延续两千多年的治-乱宿命，喊出的口号尽管叫法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均贫富”。

中国历史如此，当今世界活生生的现实，同样表明“贫富分化”是国家“动荡之源”。北欧那些发达的福利国家，较好地通过三次分配及时缩小了贫富差距，或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国家保持和谐稳定。而拉美、非洲和中东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富差距较大，衡量财富占有的基尼系数高企，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社会鸿沟加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政局动荡、民生凋敝、社会不安、战乱频发，老百姓苦不堪言。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呈现出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但是，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中高收入水平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从对单纯的吃穿住用等物质追求转向对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安全以及公平正义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而城乡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资本要素对劳动工资要素的侵蚀、高房价、生态环境的破坏、公平正义的缺失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低收入群体上升通道阻塞，造成社会心理失衡，各种维权、上访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显性和隐性的社会不稳定现象增多，内生型的社会稳定受到冲击。由此，在经济发展、“蛋糕”做大的基础上，分好“蛋糕”、避免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公正地维护对多数人有利的利益张力格局、内在地生长出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扎实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不管在什么时候，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实现长期执政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唯有实现共同富裕，守住人民的心，才能筑牢长期执政的根基。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或一些地区的富裕，而是全体14亿多中国人、所有地区的共同富裕；不仅仅只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而是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富裕，是包括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富裕；是在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过程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分阶段实现的共同富裕，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均贫富”，更不是“打富济贫”；是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创新创业去实现的共同富裕，而不是通过偷税漏税、坑蒙拐骗、非法经营或者贪污受贿等实现的富裕。党和政府通过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做“大”做“强”蛋糕的基础上分“好”分“优”蛋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全体人民畅通向上流动渠道，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稳步前进，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夯实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改天换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接着又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决定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进入富起来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破解效率与公平的世界性难题，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境界，使中国人民强起来，必将创造新的彪炳史册的中国奇迹。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项目编号：18KDAL032）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