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摘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多次强调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对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什么是高质量发展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从个人角度看,人们都希望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富裕的生活。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第一,我们希望经济高质量增长;第二,我们希望老百姓能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去享受生活;第三,我们要避免出现系统性、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什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第一,经济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潜在增长率增长。第二,避免系统性、全局性的金融危机。第三,产业不断升级。产业的不断升级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也就是说单位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价值越多,我们享受闲暇的时间也就越多。同时,产业不断升级还可以让我们的消费升级。第四,人们的生活环境要好。第五,社会和谐。

一、市场机制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基础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机制为什么好?现在世界上经济运行比较好的国家,基本都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市场经济有两大基本机制:一是价格机制;二是竞争机制。

经济为什么能自动运行?市场经济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构成。当供求平衡时,我们认为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既没有生产过剩,也没有商品短缺。如果某一时刻,经济没有出现均衡,比如,在某一时期,经济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这时怎么办?供大于求,对于企业来说,意味着企业想卖出更多东西,但是需求没那么大。这种情况下,企业间就会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谁要价低谁就能把东西卖出去。最后,随着价格的步步降低,厂商愿意供给的量也会减小,同时,消费者愿意购买的量在增加,于是供求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小,最后实现了供求平衡。

在上面的情况里,一方面是厂商间的竞争,导致价格的下跌;另一方面是价格本身也能灵活调整。也就是说,厂商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导致价格下跌。如果价格下跌与竞争机制能一起发挥作用,供求平衡也可以实现。

再看供小于求的情况。比如,在某一时刻,厂商愿意卖的商品量小于消费者愿意买的量。这样就会在消费者间出现竞争,也就是说消费者谁出价高谁就可以买到商品。随着价格上涨,厂商愿意卖的数量越来越多,消费者愿意买的数量越来越少,供求之间的缺口也越来越小,最终也实现了均衡状态。

在市场经济里,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能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状态和均衡状态。现在,世界各国均非常重视市场经济的基础性的作用。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除了能够实现供求自动平衡外,它还能让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西方经济学认为,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只要符合道德规范、遵纪守法,他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就可以推进宏观经济的发展。

比如,一个企业家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开始生产电脑,如果他想把电脑卖出去,就必须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与别的企业竞争。他生产出来合适的产品,然后卖给消费者,让消费者购买到优质的产品,这本身对消费者来说是有消费者剩余的。消费者剩余是什么?当消费者购买东西时,消费者从这个商品上得到的满足程度,大于他付出的价格,这就是消费者剩余。对企业来说,按某个价格把东西卖出去,企业赚了利润,也得到了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其实也满足了社会需要。同时,他想与别的企业竞争,就要想方设法降低投入品的消耗,也就是降低成本。当然,企业在生产中完全没有浪费很难做到。在这个情况下,由于买卖双方达到平衡,也就是厂商愿意出售的数量恰好等于消费者愿意购买的数量,买卖双方的愿望都得到了满足,社会实现了和谐。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被认为是十分完美的经济机制。总结来说,就是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既没有生产过剩,也没有商品短缺;每个人的愿望都得到了充分满足;资源得到了充分有效利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完美一致;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也最大限度促进了公共利益。

但实际上,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都没有十分完美的,因为经济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失灵和摩擦。但不管怎么说,市场经济是目前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基础机制,在市场经济不能完美运行的地方,还需要政府做弥补。

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一方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为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要素或者条件。

什么是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所有要素都被充分利用情况下的经济增长率,也就是充分就业状况下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经济生产能力的增长率,经济的生产能力又被称为潜在产出。经济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哪些因素?取决于技术水平、可用资源、制度安排,尤其是微观层次上的管理能力。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各种资源供给是有限的,对外开放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本国缺少要素情况。另外,对外开放还能帮助引入物美价廉的外部优质资源,最重要的是能打破本国资源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约束。同时,对外开放可以强化竞争机制,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在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中,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调节作用。

二、产品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保证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基本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各国提出的解决办法都是扩大需求。扩大需求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二是通过科技进步中的产品创新来扩大需求。如果我们要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就必须有高质量的需求。

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经济的均衡产出取决于需求层面。需求包括四部分: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政府需求。在进行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时,一般都会关注消费、投资、出口。

什么是政府需求的特点?政府需求有一部分是刚性的,比如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运行所需要的各种支出,这部分变化不大。变化大的部分恰恰是用来调节宏观经济的。调节宏观经济一般都是逆周期而动。什么是逆周期而动?就是非政府需求的运行周期。非政府需求如果过旺,可能会导致经济中出现通货膨胀,这个时候政府就该压缩自己的需求。相反,如果非政府需求低迷,这时可能会导致经济产出下降、经济衰退,这时政府应当扩大自己的需求,使社会处于充分就业状态。

因此,政府的这一部分需求,恰是随着非政府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只不过是反方向变化。所以,我们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时,尤其是分析宏观经济的自然走势时,一般都关注非政府需求。在非政府需求里,出口的效果是最好的。投资的质量决定于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预期收益率越高,意味着这个投资项目的质量越高。投资项目的质量越高,意味着这笔贷款成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越小,银行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也越小。进而,宏观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当然就越小。

决定消费需求质量的因素是效用。效用是消费者从消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上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一个人从一个消费品上得到的满足程度越大,那么他愿意付出的价格就越高。他愿意付出的价格越高,生产企业的收益率就越高,经济就越健康。所以消费的质量取决于消费的效用。我们发现,经济的高质量需求,最终取决于高质量的消费。因为消费质量高,意味着对消费者的效用高。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去买商品,就能让企业更愿意投资生产。这时,因为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去买商品,所以企业的收益率也就比较高,这就提高了优质消费需求和优质投资需求。

刚才说过,扩大需求的方式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当今各国经常用到的方式。但是,以上方式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实际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出来的需求是劣质需求。

先看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利息率来扩大投资的,随着利息率的降低,投资的确能被刺激出来,但是刺激出来的需求的质量会越来越差。比如,现在利息率是10%,这意味着预期收益率在10%以上的项目才会被采取,如果利息率降到8%,收益率在8%到10%之间的项目也都可以被采取了。这时,投资是被刺激出来了,但刺激出来的投资收益率也就是投资质量却越来越低。

再看财政政策。且不说财政政策本身刺激出来的需求质量有多高,光财政政策本身所引发的政府债务问题就必须十分警惕。

扩大需求的另外一个办法是产品创新。有新的消费品时,这种商品给老百姓带来的效用是比较高的。这时,老百姓愿意花大价钱去买它,于是就出现了优质的消费需求和优质的投资需求。比如,计算机、无线通信都曾经是新产品,这些新产品很显然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它们都曾经是消费热点。当一种商品本身是消费热点时,生产它们的收益率就会很高,相关厂家利润率就会很高。所以,产品创新是产能过剩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保证。

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例。我的观点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发展质量下降。往回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开发新武器时,计算机也被开发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是“冷战”,美苏两个阵营展开了军备竞赛,而这个军备竞赛的主战场是太空。在太空竞赛的过程中,一批批的科技成果出现,并越来越成熟,当它们被用于民间时,就形成了新产品,进而拉动了经济增长。

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就是当初非常杰出的新产品代表。在这些新产品的拉动下,发达经济体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没有了竞争对手后,美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发方面,从精神上开始懈怠,并且投入也开始减少,因此产品创新的速度就降了下来。到2000年,美国在“冷战”期间积累的科技潜力被挖掘殆尽,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于是,美国就开始通过货币政策来扩大需求。

当时,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低的时候只有2%,高的时候在4%以上。这个增速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已经相当高了。也就是说,美国出现了高利率、高增长的组合。按照正常的宏观经济学观点,高增长应该与低利率是一个组合,利率低的时候投资就旺盛,就能推进经济高增长。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与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的惯例不一致。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实现的是高质量的增长。

为什么高质量增长会出现这样的组合?首先要弄清楚投资和利率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谁是因,谁是果。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里,利率是因,投资是果,随着利率的下调,投资需求会增加。但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投资是因,利率是果?其实是有这个情况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恰恰就是这样。那时,美国经济中有大量的新消费品,于是就有大量的新消费热点。当时的企业都很想赚钱,所以到处找资金投资,这就导致资金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利率上升。同时,投资增加还导致了经济的高增长,所以,出现了高利率、高增长的组合。

2000年,美国经济开始衰退,没有新产品了,这时美联储就使劲印钱,这就导致美国的利率在2003年前后仅为1%左右。大家想一想,利率降低之后,确实能扩大投资需求,但扩大出来的投资需求的质量怎么样?假如,利率在5.25%时,收益率5%的项目都是差项目,没人投;利率是1%的时候,收益率2%的项目就是好项目了。所以,我们可以想到,低利率刺激出来的投资质量有多差。

由于,美联储使劲印钱,最后沉淀在了银行体系中,银行拿着钱贷不出去。为什么贷不出去?因为企业不需要。企业为什么不需要?因为企业不知道生产什么产品,也就是经济发展中缺乏新的消费热点,所以钱就砸在了银行的手里。

于是,美国政府希望每个美国家庭能有一套自己的住房,这样银行家就高兴了。为什么?因为买房需要贷款。这时,银行开始想方设法发放住房贷款。但经银行调查发现,当时还没有住房的美国家庭要么收入太低,付不起月供;要么没钱,付不起首付;要么信用记录太差,按正常的贷款条件不能贷款。于是,美国的银行家想了一招,就是降低贷款条件。贷款条件降低后,许多美国家庭就满足了条件。这时银行发放的贷款就是著名的次级贷款。

当时,银行想方设法降低贷款条件,把首付通过种种手段降到了几乎为零的地步,好多美国家庭买了房之后,发现月供占到自己家庭总收入的60%左右,这意味着这些家庭的财务状况非常窘迫,禁不住一点打击。但在这种次级贷款的刺激下,美国的住房投资大幅度增加,于是美国经济迅速从危机中走了出来。200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了3.5%左右,但跟这个经济增长率结伴而来的是美国的高通胀。

通货膨胀率高了,美国人认为经济过热了。经济过热就要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经济过热是因为需求过旺,既然如此,那把需求压回去。怎么压回去?当初怎么扩需求的,反过来做就行。扩需求时采取的政策是降息,现在加息就行。于是,2004年6月,美国加息,一直加到了2006年6月。在这两年时间里,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加到了5.25%。结果,在利息率为1%的时候,美国贷款的家庭基本上都能还得起月供,但利率达到5.25%的时候,好多美国家庭就付不起月供了,于是就断供,一断供,美国次贷危机就爆发了。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

2000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小分水岭,在此之前,美国的经济是高增长、高利率,这种增长是由新产品拉动的,所以这是高质量的增长。2000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是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拉动的,尤其是货币政策,结果货币政策刺激出来的是劣质需求,最终把美国经济引入了一场次贷危机,而这个次贷危机严重到把整个世界经济都拖入了金融危机。

所以,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我们只能依靠不断出现的新产品,只要有新产品,经济就有高质量的消费需求。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能吸引来高质量的投资需求,从而使得经济可以高质量增长,进而避免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的出现。

三、降低成本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状态下,我国经济该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前面提到,产品创新是产能过剩背景下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产品创新的速度降了下来,因此,要让全球经济从这次危机中走出来,就需要一次能带来新的消费热点的科技革命。但问题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到这样的科技革命出现。所以,在新产品不足的情况下,整个世界经济的总市场规模基本不会变,全球经济很难实现高速增长。

所以,全球经济要想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各国都要想办法降成本。为什么要降成本?因为总的市场规模已经确定了,在没有新产品的情况下,大家卖的都是老产品,老产品的价格上不去,企业要想赚钱只能降成本。谁的成本越低,谁的竞争力就越高,谁就能够抢到更大的一块“蛋糕”。于是,各国都在供给侧做文章。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产业升级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现在,我们要不断实现产业升级。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素结构也在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那时中国的产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储蓄总额也越来越大,当这些储蓄变为投资后,中国经济的资本密集度就越来越大,这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要素结构还在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如何判断经济中存在不存在劳动力短缺?最简单的办法是数数。也就是说,当岗位数和劳动力人数差不多的话,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是平衡的。如果劳动力人数多于岗位数,就会出现失业。如果岗位数大于劳动力总数,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

中国从2003年开始出现“民工荒”,这是低端劳动力短缺的标志。当然,我们在这段时间还出现了大学毕业生过剩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跟不上劳动力素质的变化。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会消失。

对中国来说,我们的资金越来越丰裕,外汇越来越丰裕,技术水平越来越高,管理水平越来越高,对外开放度越来越大,引进国外技术、资金、管理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要素结构。要素结构改变后,产业升级是不可避免的。产业升级,说明以前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开始生产资金密集型产品;以前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生产产品,开始越来越多采用资本密集型的方式生产。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就导致产业的不断升级。

产业升级意味着企业生产的产品附加值越来越大。附加值大了,意味着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意味着生产同等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变短了。那么,劳动者就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实现了有钱和有闲。另一方面,随着产业不断升级,本国经济能够生产出来的优质消费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也就是说,老百姓享受到的商品,从数量、种类上变得越来越多,产品质量变得越来越高。这是产业升级的好处。随着产业升级,单位劳动力的附加值越来越大,于是,人们就越有可能享受更多的闲暇。闲暇本身是个正常品,甚至是奢侈品。因为,有闲一直是每一个劳动者的梦想。

休闲慢慢成为正常品,甚至奢侈品,还意味着中国老百姓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发生了变化。以前,随着收入增加,老百姓愿意多工作,这时劳动者的劳动供给量跟工资水平正相关。此外,劳动力供给还有个期待效应,就是随着工资的增加,人们越来越愿意多享受一些闲暇,少参与工作。当期待效应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抵消收入效应的时候,老百姓的劳动力供给就减少了。这时,如果工资再增加,期待效应将会大于收入效应,这样就会导致随着工资的增长,劳动力供给反而减少,这就是劳动力供给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它是变化的。高品质的经济表现,第一要有钱;第二是有闲;第三是健康。

五、生活环境是高品质生活的保障

人们不仅需要收入增长,同时还希望有更多闲暇,去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当然,人们更希望能够健康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不管人们要享受什么样的生活,都是在一个给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里生产、生活的。所以,环境质量就成为我们生活质量的保证之一。在绿色发展过程中,人们还希望能实现消费安全。比如,人们希望能吃到绿色食品。

现在,全球变暖问题受到了全世界各国的重视。于是,碳达峰、碳中和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中国最近也把这两个目标写入了发展规划,我们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再慢慢减下去,这就是碳峰值;到2060年前,针对排放的二氧化碳,要采取植树、节能减排等各种方式全部抵消掉,这就是碳中和。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我们的经济高质量增长和老百姓的高品质生活构成了影响。我们要构造一个良好的机制,比如,我们要让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因为,市场经济本身能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同时,还能通过竞争机制协调不同当事人之间的行为。

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消除要素流动的障碍。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要打开。这个流动包括劳动力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在行业之间的流动,在城乡之间的流动。

六、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多次强调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对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维护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可忽视的环节。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机遇和挑战都有着新的发展变化。为此,必须深刻分析实体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断破除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障碍,打通实体经济发展的脉络,更好地适应新发展阶段要求,实现新发展阶段目标。

第一,全面准确理解新发展阶段对实体经济的要求。

新发展阶段,实体经济发展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新发展阶段首先得有“发展”,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会使得就业问题更加突出,对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投资尤其实体经济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因此,在新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实体经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另外,如果中国经济增速超过发达国家的幅度太小,或者甚至降到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会影响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进程,甚至延长我国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发展速度;相反,一定的增速还是必须的。

其次,新发展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的,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必须是高质量的。目前我国面临低端产业产能过剩和高端产业产能不足并存的局面,需要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这个任务是有难度的。因此,我们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技术攻关力度,着力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随着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实体经济发展面临更大挑战,企业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环境。

第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和障碍。

其一,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内部因素。

从实体经济自身发展阶段来说,行业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是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实体经济企业普遍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从企业自身来说,大部分企业满足于国外现有成熟的技术成果,更多选择直接从国外引进技术进行生产,缺乏对技术的二次创新,进而导致企业技术进步缓慢。从企业创新环境来说,由于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保护起步较晚,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对于企业知识产权专利的保护力度不够,导致企业创新主动性不强、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受原材料成本上涨、人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影响,运营成本高企,利润空间严重压缩。经过40多年的发展,以往在人力、土地等要素资源方面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企业运营成本不断上升,招工难、留人难等问题在很多行业较为突出;虽然中小企业整体税负处于下降通道,但是结构性税负过高现象依然存在,融资贵、融资难已经成为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近年来制造业面临产业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当前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突出。首先,我国制造业主要以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产品同质化严重,受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上升的影响,企业利润降低,经营状况恶化;其次,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实力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先进材料、尖端科研仪器等高科技产品依赖进口,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提质升级任务日益紧迫。

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来看,近年来随着经济“脱实向虚”,行业之间相互挤压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困难。目前,我国虚拟经济发展迅速,虚拟经济行业由于行业投资周期短、回报率高等特点,吸引大量资本流入,大量企业“脱实向虚”。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传导机制不畅,导致资金空转,实体经济“失血”现象严重,效率损失严重,对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一方面,我国大部分工业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远远低于证券投资业和房地产投资业;另一方面,由于虚拟经济过快发展,导致宏观杠杆率高企,系统性金融风险明显提高。2020年全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了10.4%,从2019年末的151.9%增长至162.3%。高杠杆、低利润的局面挤压了实体经济资金来源,损害了实体经济发展。

房地产行业无序发展对其他实体行业的损害更为显著。自从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价虚高大大提高了房地产行业的盈利能力,使得大量企业和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进而挤压实体经济行业发展空间。不仅如此,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还使得行业杠杆率与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攀升速度加快,一些地方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倾向严重,加剧了银行机构的信用风险。房地产贷款是拉动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因,我国居民杠杆率从2000年不到5%增长至2020年的62.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三季度以来,在信用环境相对宽松和利率下行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市场持续活跃和主要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居民杠杆率再次提升,房地产市场风险进一步提高。总的来看,房地产行业的过热发展不仅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发展,更对我国金融系统安全运行形成威胁。

其二,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的外部因素。

除以上内部因素外,实体经济受体制机制制约的情况依然不容忽视。目前,我国资源分配机制尚未完善,与实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存在阻碍行业发展的壁垒和门槛;维护企业创新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善,政策配套节奏落后,抑制全社会创新热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体系尚未完善,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私人产权保护不够、法治环境欠缺等使得企业运营成本过高;一些行业准入门槛过高,民间资本、要素在行业间的流动性较差。

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中国经济造成深刻影响。从零售餐饮、住宿旅游、交通运输、文化娱乐等行业营收大幅下滑,到制造业、房地产、施工建筑等因人流、物流受限而复工复产缓慢,导致部分产业链收缩,产业链不稳定性增加。后疫情时代,实体经济恢复需要较长时间,未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国际上疫情出现反复,也进一步加大了这种不确定性。

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增长速度缓慢且分化严重,经济结构性问题突出,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前景总体不乐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全球经济陷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这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变,传统的全球化方式受到挑战,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蔓延扩散,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冲击。另外,从全球产业格局看,欧美发达国家支持制造业回流,使得我国实体经济面临严峻的外部竞争与外需放缓的双重压力。这些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阻碍将越来越多。

第三,破除障碍、打通脉络,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切实发挥创新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切实发挥创新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加快形成企业主动创新的社会氛围,树立一批创新典型,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提升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集合创新平台优势,培育创新环境,推动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步伐,打造一条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的优势路径。加快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融资、研发设计、科技成果检测、咨询等创业创新服务,实现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强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在更好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加强人才培养支持,加快推进人才引进、流动和培养模式更新,重视构建人才创新激励机制,发挥人在创新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盘活一切创新要素。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实体经济增长潜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和隐性壁垒,努力实现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和发挥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功能,打破重点领域行业的行政垄断审批机制,放宽行业准入限制,加快要素在行业和地区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租赁市场等多渠道融资的金融体系,加速金融脱媒,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引导资本流向那些发展前景较好的优质企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金融风险防控能力,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

加快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推进传统发展模式转型。近年来,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因此应进一步大力倡导新基建、加速国家数字化转型。要推动大数据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向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等方面迈进,加快制造业升级,推进产业链升级延伸。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完善促进现代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在资金方面给予支持,以调整税收、专项投入等方式拓宽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项目的融资渠道;加强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引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移动通信基站和光纤网络等设施建设,夯实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根基。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我国实体经济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尚有较大差距。要加强国际合作,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提高我国产业价值链地位,利用好全球市场的资源,支持企业参与全球创新网络、资源配置,开展国际行业协同创新;提高企业海外并购的便利性和程序简化性,增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上中下全产业链合作;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引导实体企业“走出去”;推动经贸合作区、自贸区建设,畅通国内外产业链对接渠道,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协同升级。

(据宣讲家网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叶其英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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