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配置成为决定发展质量的重要命题。面对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国际竞争加剧等挑战,资源配置模式亟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优先”,从“增量依赖”转向“存量激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拓展新的发展空间。”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律,为破解资源约束、激发增长动能提供了科学指引。
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统筹增量与存量资源配置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指出:“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一论断揭示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本质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按比例分配”。“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规律,而“时间节约规律”则是其核心表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按比例分配既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要素流动,也需要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结构优化。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增量资源流向高效益领域,政府调控则通过政策工具激活存量资源价值,二者共同构成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双轮驱动”。
从系统论视角看,增量与存量构成经济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当前,我国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矛盾体现为,一方面,传统产业领域存在大量低效、闲置的存量资源;另一方面,新兴领域亟需高质量增量投入,增量培育的“破茧”需求与存量优化的“化蝶”压力,决定了必须将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置于动态平衡的系统中统筹推进。只有将增量扩张与存量重组纳入统一框架,才能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提升,避免“边际效益递减”陷阱。
深刻把握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的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原则,揭示了增量优化与存量激活的内在统一性。增量是存量的延伸与升级,存量是增量的基础与支撑。做优增量,要求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盘活存量,则强调通过制度创新、结构优化释放沉淀资源潜能,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既依赖技术创新等增量突破,也取决于要素重新配置效率的存量优化,二者的协同推进,是对“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遵循,也是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的落实。
统筹增量存量协同发展的三重维度
资源配置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平衡三大特征。因此,我国统筹增量与存量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主动作为的系统思维,既要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又要发挥政府在战略规划、制度供给方面的能动作用。统筹增量存量协同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加减,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和效率跃升。以系统科学视角构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框架,需把握以下三个关键维度。
空间维度——要素流动的结构性均衡。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要素在不同空间维度的有序流动。产业园区“腾笼换鸟”政策的本质,是通过存量土地再配置实现“空间要素密度”与“产业能级强度”的动态适配。这要求建立协同机制,一是以亩均效益评价体系筛选存量低效用地,二是以产业链图谱引导增量精准投放,三是以“工业改工业”为主攻方向推动空间功能迭代。这种空间重构,既避免了“增量依赖症”导致的资源错配,又克服了“存量锁定效应”形成的路径依赖。
时间维度——代际公平的跨周期优化。隐性债务置换政策的深层逻辑,在于破解“代际资源配置失衡”难题。按照马克思对信用制度的分析,债务既是“加速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杠杆”,也可能成为“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投机工具”。在确保财政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将短期高息债务转化为长期低成本融资,既化解了存量债务风险,又为科技创新、新型基建等战略增量腾挪出金融资源,这种跨周期配置的优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统筹当前与长远利益的显著优势。
价值维度——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辩证统一。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实践表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需要突破“要素商品化”的单向思维。马克思指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因而没有价值。”这启示我们,在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改革时,既要通过市场机制显化土地交换价值,更要注重维护其作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属性。建立“增减挂钩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既实现了土地资源的经济价值再发现,又保障了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等战略价值的空间承载,从而形成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的螺旋上升。
统筹增量存量关系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创新
经过四十余年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积累了大量存量资源,但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在此背景下,单纯依赖增量投入已难以为继,必须向存量要效益、向增量要空间,推动资源配置创造“乘数效应”,为高质量发展开辟“第二曲线”。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应遵循“市场配置与计划调节相统一”的资源配置规律,认识到降低交易成本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所在。首先,要破除要素用途管制的刚性约束,允许研发、生产、服务等功能混合布局。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激活存量资产的流动性,让资产焕发新的活力。其次,将数据、专利等新型要素纳入存量盘活的范畴,将有助于充分发挥其价值。再次,构建“要素价格市场化纠偏机制”。借助碳定价、生态补偿等工具来矫正市场失灵,实现增量投入的外部性内部化,使价格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要素的真实价值。最后,建立全要素生产率考核体系以引导资源流向。依靠制度创新的协同发力,有效解决“僵尸企业”处置难、退出难等现实问题,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扫清障碍。
健全风险防控与价值创造联动机制。应遵循“控增量、优结构、降成本”的原则,着重防范“资本停滞”与“资本过剩”的双重风险,以确保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合理布局。可对低效产能和闲置设备等进行红黄蓝分类处置,精准施策,推动资源向高效益领域集中。同时,用好专项债券等政策工具,将短期高息债务逐步转化为长期低成本资金,从而优化债务结构,缓解财政压力。此外,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引导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存量项目的改造升级,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市场化联动机制。在整体推进过程中,还要注重政策衔接与执行落地,确保各项措施环环相扣、稳步推进,最终实现风险防控与价值创造的有机统一。
创新政策工具协同发力。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灵活运用,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存量资产盘活,构建起“财政贴息、专项债券、资产证券化”三者联动的机制;促进产业环保政策协同,将碳排放权交易收益定向用于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形成“减排创造增量、技改提升存量”的正向激励;促进区域创新政策协同,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试点“飞地经济”模式,打破地域限制,让不同区域间的创新资源得以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从而激发出区域协同创新的巨大潜力。
统筹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本质上是新时代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创新。从不断改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到矛盾转化的辩证统一,再到全生命周期系统管理的探索,坚持以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全局,在“有效市场”中激发要素活力,在“有为政府”中优化制度供给。面向“十五五”,唯有坚持问题导向,将矛盾论方法论贯穿资源配置全过程,突破资源约束的天花板,以深化改革破除制度障碍,以科技创新激活要素潜能,推动“存量焕新”与“增量提质”良性互动,在两者动态平衡中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的有机统一,方能构建起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的长效机制,为高质量发展开辟更广阔的空间。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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