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总汇崇文门

天下总汇崇文门

崇文门原为元大都十一门之一的文明门,民间又称“哈德门”“海岱门”。明朝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将南城墙向前拓展2里,但新开辟的3座城门仍沿用元代名称,直至正统年间将文明门改称崇文门。嘉靖年间修建外城之后,崇文门与正阳门、宣武门(即“前三门”)成为内外城往来的通衢要道。清朝定都北京后,在城中实施“旗民分治”政策,内城由皇城和旗人居住区组成,外城则由汉官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组成,前三门为南北城分界。

明清时期的崇文门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地位,明代运河终点由城内的积水潭改为通州,外地客旅经运河北上进京,一般在通州上岸之后经朝阳门外大道,再由崇文门进城。基于崇文门的交通枢纽地位,明清时期均在此设有税关,这里也成为仕宦往来、商旅流通的重要节点。如乾隆《北京形势大略》记载,崇文门“又曰海岱,言山陬海澨皆梯航纳贡,税课司在焉”。

九门统于崇文

崇文门不仅仅是一座城门,对于所有外地来京人员而言,顺利通过崇文门税关的查验,是决定能否真正进入北京城的关键。明清时期的崇文门作为京城东南大门,是进京的重要通道。明初,崇文门设有宣课司,是京城“九门宣课司”之一,最初由顺天府派人员管理,归地方管辖。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开始,“京师九门”税课“统于崇文一司”,差官也从地方任用改为中央派遣,彰显出崇文门宣课司的重要地位。

清代关税体系基本承袭明代。据康熙《大清会典》记载,崇文门作为中央设于京城的总税关,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开始征税,与此同时,还在往来京城的重要关口设立了多处分税口,如卢沟桥、海淀、板桥、东坝等地。

此外,因京师往往是全国各地商货的最终目的地,至此基本不再转运他处,所以清政府在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六月颁布了一条重要的免税政策,即“停崇文门监督出京货物税”。也就是说,与当时设置在其他流通枢纽地区的户部税关不同,崇文门税关只征收进城商货税,货物出城并不需要缴纳税款。这项特殊的条例,在清代税关体系中是独一无二的,成了北京作为全国消费中心颇具说服力的佐证。

自设关征税以来,明清时期的崇文门税关显示出强大的征税能力。明代崇文门宣课司成为运河沿线“八大钞关”之一,万历年间商税即达到了68929两,仅次于山东运河边上的临清关;天启年间上升到88929两,位居“八大钞关”之首。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九月,因辽左用兵,军费开支大增,明政府临时调整各地方关税以应付巨大的军饷支出,其中崇文门、临清关“各八万四千两”,成为“八大钞关”中增缴税额最多的两处,从侧面显示出这两处税关之实力。进入清代以后,随着政治秩序的稳定及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崇文门的税收也随之得以显著增长。从具体数据看,清政府原本规定崇文门税关的课税为10万两左右,但其实际税收远远不止,“每岁额征正、余银三十万两”,最高时多达32万两,超过额定税课数倍,成为中央财库收入的重要来源。

清代,崇文门税关进入与内务府关系最为密切的“小差税关”之列,肩负皇室日用以及一些临时性财政支出的重任。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崇文门税关支出2万余两,用来赏赐各级官员及相关机构,包括内务府武职官员、景山南府教习等人的月粮银、武备院银,提供普济堂和功德林的救济银,以及用作赏赐大学士来保、富德和刘纶等人的银两。崇文门税关还承担着圆明园岁修粘补银及同乐园的日常经费银。

另外,除征税之外,崇文门税关还负责宫廷采办事务。据《清稗类钞》记载:“每届冬季,崇文门进呈冬笋及冰鲜鱼。冬笋来自楚皖,分年进京。楚笋当年,则入京在秋杪;皖笋当年,则入京必冬初也。冰鲜产于津沽,以总督署前玉带河所产者为上品,即银鱼也。”

民国以来,崇文门的税收成为北洋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度被北方各军阀竞相争夺。1928年都城南迁后,北平各界认为崇文门税关的设置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发展,纷纷请愿废除。最终,崇文门税关于1930年被正式撤销。

京官最优之差

屡被历史书写的崇文门,还是一道让人畏惧的“鬼门关”。崇文门税关作为明清都城总税机关,职高位重,显系人人艳羡的“肥差”,故清代官场流传戏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据清代曾担任帮办委员的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余充任崇文门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而在崇文门税关负责具体税务工作的吏役,更是以“最侈且暴”著称,即使“言官屡劾,谕旨屡诫”,仍然“积习如故”。

明清时期,来往京城的行人众多,携带的是行李还是商货,其性质往往难以迅速清晰厘定。特别是每逢科考之年,士子行李辎重繁杂,这也为胥吏以此为由恶意征税提供了机会。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会试举子皆受其累。”士子进京,往往都会被勒索钱财,四五两或十余两不等。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二月,一名监生进京经过卢沟桥税口,被管税的胥吏以收税为由讹索钱财,及至广宁门时,再次被拦阻勒索。因该监生所携钱财已在卢沟桥税口用尽,只得绕至城东,其行李仍旧被送到崇文门税关查验。当他的箱笼被打开后,发现并无应行上税之物,方准放行,“闻该监生本在广宁门内居住,因各处婪索辗转绕道,以致守候两昼夜方得到寓”。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浙江武进士杨銮候选进京,在崇文门税关查验过程中,被管税官吏计箱索贿,“以十二两之税勒罚至数百两之多”,后探知杨銮赴城控告,才按照定例收税放行。

实际上,位于天子脚下的崇文门税关,一直以来极受清政府的重视。雍正帝即位之初,发现崇文门收税“有多方勒索、分外苛求之弊”,为整顿关务,发布“剔弊四条、便商四条、设口二条”等谕令,不断细化征税则例。此后,历任统治者也多次强调应严加管理崇文门税关弊政,如有恶意勒索征税者,必“从重惩办”。

为节制权力,清政府对崇文门税关官员体系的设置也多有考量,分别设正、副监督两职,其中正监督由户部报呈,副监督由内务府委派,以达到相互制衡的目的。中央对崇文门税关的监督,一般由“特简大员管理”,如乾隆朝“历来俱特派亲信大臣经理,目今即系阿里衮,上任则系舒赫德,溯此而上则为大学士傅恒”。这些人都是当时权倾一时的朝廷要员。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皇帝又“责成巡视五城御史随时前往,认真稽查,如有滥行需索扰及行旅情事,即行据参奏”。不过,分别由不同部门的人员共同管理税务,虽有相互制衡,确保税关正常运行之意,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问题更多。各方力量多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工作起来多有掣肘、冲突不断。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据内务府奏报,崇文门正、副监督或在变卖抄没官员财产过程中互相推诿,或为扩大各自势力、盲目攀比而大肆增加家丁数量,严重影响了崇文门税关的正常秩序。

九土财货之聚

“轮蹄络织,曳挽邪许,欢声彻昕夕不休”。清代朝阳门外大道碑记,形象记录了当时京通大道行旅往来的盛况。作为进京大门,崇文门外也呈现不同于他处的热闹景象,“崇文门乃五方辐辏之地,商贩多于外省”。特别是每到春夏两季漕船北上之际,纷至沓来的南来货物充斥着京城商业贸易市场,“五方物产,九土财货,莫不聚集于斯”。据道光年间监察御史任伯寅奏报:“查国朝设立崇文门税务,为天下总汇之区。每岁额征正余银三十万两,自烟、酒、茶、布及一切杂项,计货取税,皆有定例。”

明清时期经由大运河载粮北上的漕船,按照规定可携带一定数量的地方特产随船发卖,包括食物、纸张、瓷器、糖醋、油酒、杂货、竹木器等,“均为京师日用必需之物”。据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崇文门税关档案记载,当年南来漕船多达3400余只,携带茶叶、白糖、各色纸张、槟榔、白蜡、桐油、姜黄、鱼胶等商品数十种。其他还有来自东北、西南、闽广等地的商人贩运大量当地商货来到京城,并纷纷在此建立了各地商业会馆。如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在京药材商人商帮建立药行会馆,碑记言:“京师商贾云集,贸易药材者,亦水陆舟车辐辏而至。”

烟、酒、茶、布是明清时期贩运到京城的四大宗商品。以酒为例,据乾隆年间史料记载:“京师九门,每日酒车衔尾而进。”嘉道年间每日由城外贩来的酒多达四五十车,甚至在咸丰年间还出现年运送烧酒“八九千车”的记载。因崇文门的税收较重,清代京城曾出现私酒泛滥的情况,据查缉官员奏报,在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曾查获“私酒五万斤”。清代京城酒肆林立,“京南一带素系设聚烧锅之所”,南路烧酒经崇文门源源不断进入京城,故崇文门在民间又被称为“酒门”。

税关的设立,成为崇文门商业区兴起并发展的重要引擎,明清时期崇文门跻身“前三门”之列。崇文门外设有米市,交易兴盛,为“奸商丛集之区”。花市是北京最大的绢花贸易市场,时人以竹枝词描述道:“梅白桃红借草濡,四时插鬓艳堪娱。人工只欠回春手,除却京师到处无。”清末崇外一带往来商旅众多,因而附近还设有专门为行旅休闲消费的民间杂耍和说书演出,“海岱门前傍两衢,布棚连接小行庐。游人到此围环坐,听唱盲词说大书”。太平宫前的庙市,每逢集期,“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许”,被誉为京城庙会之“最盛”。

从一座门,到一座城,崇文门是元明清以来北京城市发展最直接的见证。历史上的崇文门具有多重身份:它是一座政治之门,对内标识着京城的空间秩序,对外则是都城与非都城人员交往的重要通道;它是一座文化之门,文人仕宦由此行走往来,营造出独特的京师人文环境;它更是一座经济之门,各地货物的流通汇聚,打造出一个全国最大的消费中心,支撑起历史上“北京什么都不产,北京什么也不缺”的独特经济发展格局。

(作者简介:高福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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