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可以说，在现代经济社会的背景下，再就业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它已然是和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然而，在古代有再就业吗？我们一般会认为，再就业只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这种想法从总体上来说是无误的，但也并不是绝对的。在中国古代，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极为重要的再就业选择行为，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面貌，那就是百家争鸣。

“礼崩乐坏”与士的生存危机

“礼崩乐坏”是我们通常用来描绘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状况的词汇，比如在应劭的《风俗通义》中就指出，“其后周室陵迟，礼崩乐坏，诸侯恣行，竞悦所习，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弥以放远，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乱政伤民，致疾损寿”①，很显然，这里指的状况就是春秋战国以来，因周天子权威的下降而导致的社会失序、混乱的状态。所谓礼乐，实际上指的就是周代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而形成的一整套具备操作性的礼乐制度，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和“乐”的范畴，从而潜移默化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所谓“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②，这也就是孔夫子所赞叹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③的那种礼乐制度。而礼乐制度的崩坏，则意味着社会面临巨变。

在《史记》中，司马迁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来形象地说明“礼崩乐坏”的发生：“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④这就是“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当然有很多人会质疑司马迁这条记载的真实性，因为毕竟在前后的相关史料中，都未曾涉及。但不论它真实与否，司马迁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很明显的用意的。烽火台设立的用意是很特殊的，即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天子点燃烽火台，诸侯得到号令来帮助天子，即“勤王”。所以点烽火实现的是一种军事功能，而这个军事功能背后，包含着天子强烈的权威感，因此点烽火实际上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然而，通过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事件，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这不仅破坏了天子的权威感，而且也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最终造成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社会秩序的破坏，直接影响的是个体的生存状况，对于贵族来说，尤其如此。这种影响对于不同层级的贵族来说，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对于作为高级贵族的诸侯们来说，由于天子权威的下降，即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们无疑从这个变革中感受到了极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春秋战国之际的诸侯混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对于诸侯们来说，毕竟这个时代给予了更多的可能性。然而，对于作为低级贵族的士来说，就面临着极大的生存挑战。顾炎武先生曾在《日知录》卷七“士何事”条中说：“春秋以后，游士日多。《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呜呼！游人而先王之法坏矣！”⑤士原本是属于低级的贵族阶层，由于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下降，无力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士的生存首先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游士”即士从政权结构中游离出来，这种现象根据顾炎武先生的考察，是春秋以来的普遍现象，当然，这在顾先生看来，也是对先王之法的破坏，亦即礼崩乐坏。这些从政权结构中游离出来的士，对于中国思想的早期变革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推动。

士以何再就业

我们通常都会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最大的特色就是对于人的重视，而对于人的重视，最为基本的就是对于人的生存的关注。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转变，也是直接由人的生存问题所激发的。士基于生存需求而展开的再就业选择，引发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变革。

如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任何人的再就业都与其自身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有密切关联，知识和能力的基础决定了人们可以做怎样的选择。对于当初从政权结构中游离出来的士来说，也是如此。那么，士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又是怎样的呢？士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早期政权结构中的低级贵族。贵族这一身份决定了他们是早期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员，是具有知识的阶层，这是他们所具有的知识和能力基础。

中国早期的教育制度非常完备，这当然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礼记·学记》中很清楚地概述了这种教育体制：“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⑥当然，这样的教育更多侧重于对贵族统治人才的培养，从而以有利于“化民易俗”。可以说，一直到周代为止，传统的教育体制是由政府所掌控的，贵族垄断了知识，各级官员有具体而又明确的分工，教育被限制在贵族系统之内，这也就是传统所谓的王官之学。王官之学，因其事实的需要有着不同的层次，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为地方教育，供普通低级贵族子弟上学。在诸侯一级则称“泮宫”，而天子一级称“辟雍”。王官之学的教育是以六艺为中心的，培养的是贵族的六种基本政治素养，严格地来说，有小学六艺和大学六艺之差异（小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大学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其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学在官府，王官之学，官师合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士的生存选择来说，他们的再就业显然是以他们在官学系统中所习得的知识（即六艺）为基础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六艺”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意义。马一浮先生曾主张以六艺统摄中国传统学问，“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⑦。士的这种知识基础的同源性，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融合性和互补性的问题。

士再就业的影响

由于礼崩乐坏的事实，士被迫从政权结构中游离出来，这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典型的特征，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第一次重大转折的社会基础。士需要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生存，就要面临再就业的挑战。士再就业的事实，对于中国早期社会思想史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的流动。如果说在周代所设定的礼乐制度之下，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而权威的解体，士的游离，对于整个社会阶层来说，带来了变化的可能，《管子》中有一段很直接的描述：“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⑧“农之子常为农”（同理，士之子常为士、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这是在正常的礼乐制度下的安排，但是，这里也很清楚地说明，农之子中优秀的人可以成为士。这表明，阶层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农可以成为士，士自然也可以变为农，这种流动性对于士来说，自然意味着生存压力的增大，当然，从总体上来说，它为整个社会的自由和活力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正因如此，士才能获得更多的思想和社会的空间。

其次，这种变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私学的兴起。如前所言，学在官府的状态被打破，有知识的士从政权中游离出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再就业的直接选择就是以他们从官学系统中所习得的知识来进行，即通过传授自身的知识从而获得再就业，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私学首次进入了中国社会的舞台，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传统。孔夫子在《论语》中，曾经很直接地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⑨，我们在通常意义上也是把孔子视为中国的第一位老师，这也是就私学的意义来说的。其实对于先秦诸子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从本质上来说，面对再就业的压力，诸子百家必须要不断地坚持并强化自身思想的特点，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追随者，才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占得优势地位。如果以私学为中心来考察先秦诸子百家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繁荣是以私学的兴起为开端的，其终结也是以私学的废除为结束的，这样的事实，多少提醒我们在考察思想形态的时候，应当给予教育制度本身更多的关注，思想就是教育的产物。

最后，再就业的精神实质就是多元思想的涌现。这种多元的思想，对于早期中国思想史来说，就是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由于私学的兴起，同样也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人间性特征的形成和发展。先秦诸子出于现实生存状态的需要，其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必须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惟其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现实支持和发展。于是，关注现实问题、关心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几乎成为了诸子百家关注的焦点，这也与私学的现实存在状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礼崩乐坏导致士的再就业需求，从而促进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还是九流十家的说法也好，都表明了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因而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从而塑造了国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注释】

①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7页。

②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88-1089页。

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5页。

④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48页。

⑤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36页。

⑥王文锦：《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14页。

⑦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马一浮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⑧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01页。

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