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亚洲文化遗产

增进文明对话，共塑亚洲未来。上月27日，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在京召开。让我们来细数一下，北京有哪些珍藏文物显现了古代的亚洲文化？

蜻蜓眼因形似蜻蜓的复眼而得名。这种玻璃制品最早出现在西亚和埃及，随着文化的迁徙和传播来到北京。昌平出土的蜻蜓眼，半透明玻璃质，球状，表面饰蓝、白相间的纹饰。中间的一枚，以蓝、白色组成七个同心圆蜻蜓眼，被构置在棕底的大蜻蜓眼中。六个在外，簇拥着中间的一个。这种图案被称为“七星文”，是各种复眼图案中数量最多的一个。

西晋华芳墓中的文物展示了1600年前北京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萨珊是古伊朗雄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墓中出现了来自萨珊的钠钙玻璃碗，呈淡绿色的碗壁极薄，是北京发现年代最早的玻璃碗。碗的底部为半圆状——也是萨珊玻璃碗的特色。这件文物说明四世纪初的北京已与波斯文明展开对话。

丰台出土的金代青釉葫芦执壶，被认为是来自高丽的青瓷。这把壶造型精巧，釉色青翠莹润。高丽青瓷是高丽文化的精髓。它的发展，受到中国北方汝窑和南方龙泉窑的影响，呈现出深沉的绿玉式格调，在南宋文献的记载中，所谓的“高丽秘色”，即高丽青瓷。

胡人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西域少数民族的泛称，其来源于现在的伊朗、印度、哈萨克斯坦、伊拉克等国家。元代的青色胡人骑兽玉坠饰中的胡人戴圆毡帽，身体强壮，圆眼高鼻，骑于兽背，一手握兽角，一手推兽腮，骑兽圆眼外突，头微侧，造型别致，动静相宜。

昌平区南邵镇有座伯哈智墓。伯哈智，全名穆罕默德·伯哈智，阿拉伯人。明代洪武初年为献计策来到中国，得到明太祖朱元璋信任，赐封他在朝为官。经太祖允诺，乘白驼到各地宣讲伊斯兰教义。洪武末年到昌平，并于此寿终。其墓园现有墓碑4座。

颐和园收藏的明永乐青花阿拉伯文无挡尊，高17厘米，尊身呈筒状、折沿，口及底沿绘菊瓣纹，器身纹饰分3层，中间为仰覆莲瓣纹，上下两层为阿拉伯文图案。青花用进口的苏泥勃青料绘就，色泽浓艳明丽。造型仿自西亚地区阿拉伯金属器，因乾隆皇帝在诗文中称之为“无挡尊”，故名。

明代的北京城墙离不开一位越南宦官的贡献。明正统年间，明英宗营建北京城。工程主持者阮安来自交趾（今属越南）。他主持修建了京城九门的城门、角楼、瓮城、护城河等和北京城墙的包砖改造工程。随着整个工程的完工，北京城的颜值显著提升，阮安功莫大焉。阮安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并不在于他主持了多少工程，而是死的时候“囊无十金”，连点儿像样子的遗产都没有，一生清廉，实属少见。《七修类稿》卷十四对阮安的评价是：“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语诸役，一受成算而已。后为治张秋河道卒，平生赐予，悉上之。”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灵芝纹阿拉伯文笔架，宽22厘米，笔架作五峰山式，下连须弥台座。笔架两侧用双线勾勒，平涂缠枝灵芝纹，主峰的正背两面均有菱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台座饰勾云纹。底书青花双方框“大明正德年制”6字单行楷书款。青花色泽泛灰，釉面匀净，白中闪青。

定陵孝靖皇后佩戴的凤冠镶嵌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睛石、祖母绿等宝石，专家研究认为它们可能产自缅甸。

清代时，由于乾隆皇帝特别喜欢现在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出产的痕都斯坦玉，清内务府造办处特设仿制痕都斯坦玉器的专门作坊，所仿器物被称为“西番作”，多用纯白的玉材来雕琢，成为中国古代玉器家族中的新成员。白玉雕西番花印盒，圆形，盖、底以子母口咬合，大腹，外壁及顶部琢西番花，做工精细，壁雕得薄而均匀，为典型的巴基斯坦风格。

文明交往，北京自古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