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美国国内总体危机分析

当前美国国内总体危机分析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尽管当前美国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及盟国世界首屈一指,但维系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内外诸多关键支柱正遭受异常严重之侵蚀,呈现出总体危机态势,这使其诸多极富雄心的所谓战略目标很难如愿达成。本文针对美国总体危机加以分析,以厘清美国当下内政外交的实际情况及走势。

美国人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失魂”危机

美国越来越多的族裔和选民群体正在强烈质疑且否定美国长期以来渲染的凝聚美国社会的所谓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两百多年来汇集移民认同美国的核心要素被普遍认为是基于启蒙理念而生的,以契约观、主权在民观、民众自治观为核心构成要件的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此理念被美国精英群体刻画为美国国家、个人以及民族认同的核心标准。在美国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尤其是在1860年代的内战、19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等大转折和大分裂时期,这些价值观曾饱受质疑并由此引发巨大社会动荡。当下的美国价值观再次分裂之深刻,丝毫不亚于而且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以上任何一次大危机。

首先,奠定美国自由主义政治与价值体系的《独立宣言》《联邦党人文集》《联邦宪法》等立国文件的合法性正遭受猛烈的抨击。这些文件的起草者与支持群体以“普世人”的面孔渲染独立和共和制度的合法性,但其皆为白人大有产者,加之这些立国文件对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明确歧视,预先种下了种族主义以及社会阶层与族裔间对立的祸根。“人人生而平等”,此类豪壮话语的提出者及大量美国国父群体成员本身即是大奴隶主和白人精英代表,始终在美国社会备受诟病,当下更是因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泛滥而引发不同族裔群体对所谓美国价值观的不满。美国政治与经济制度为白人富有群体而非“人人”服务的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速扩散和扎根下来,其反映的所谓价值观越来越遭受更多美国民众的鄙夷。美国人身份认同核心的迷失,正深刻侵蚀着这个国家的内聚力和自豪感。

其次,当前美国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移民国家,美国一直强调移民融入美国是一个弃离移民母国语言习俗转而接受美国文化的进程,接受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笃信基督教成为判断移民是否真正融入美国的根本标准。这种曾经的“熔炉论”文化观在20世纪美国族裔关系碰撞协调中已经日渐式微。经过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洗礼,多元文化主义迅猛发展,使得美国形成了不同族裔群体以保持原有文化、宗教、语言为傲,并以其为资源争夺自身在美国政治社会中地位与影响力的局面。公共政策在教育、就业、医保等领域对非白人的少数族裔倾斜的态势,充分展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强大势头。由此,被多元文化主义压制下的白人群体的集体焦虑和不满,只能通过压倒性支持极端政治人物而得到宣泄和扩散。

萨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就曾明确发出警告,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威胁,大量移民涌入会摧毁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核心的美国认同过程,最终导致美国自身的分裂。其极富见地的预言正被当下的美国现实所见证。当前美国社会弥漫的对白人优越论不满的“种族批判理论”,充分暴露了美国内部当下深陷“文化战争”和认同撕裂的残酷现实。一个对支撑自身持久存在的文化抱有争议、欠缺共识的国家,更易于陷入体系性内部危机。

最后,是强化自由市场竞争的“小政府”主导国家政策走向,还是推进福利国家的“大政府”主导国家政策走向,这是美国进行国家治理的世纪难题,且在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撕裂着美国。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的60多年时间里,强调自由竞争的保守主义和聚焦社会平等的新自由主义,这两种国家治理观在美国两党交替执政的政党政治中相互平衡与彼此弥补,推动着美国不同阶段的国家治理正常运转。以自由社会与福利国家确保社会长期稳定与持久繁荣,一度成为美国向外界展示其所谓制度优越的基础。然而冷战后,美国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功能弱化还是强化的两党争论,陷入了绝对竞争和相互排斥的难解困境,甚至已经到了双方不是在研究建设而是在争论如何分治这个国家的程度。原本两党内处于边缘的极端派别正渐趋主导着各自政党的政纲与政策走向,民主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强力冲击着长期以来由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交替推进国家与社会进步的运转机制。以至于可以说,美国当前已不是良治的国家。

当前,自由主义这一界定美国国家认同的文化内核正遭受削弱。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混乱直接影响美国的文化自我界定及国家治理遵循原则等根本性问题。可以说,当下美国的乱象表明了美国的总体危机是涉及“灵魂”究竟寄托何方的根本性危机。

美国经济整体失序的“空心化”危机

在全球经济经历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的大背景下,美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其在消费、出口、投资这三个衡量经济质量的关键指标上皆存在问题。

首先,美国遭遇近40年来最为严重的通胀,直接导致其消费表现骤降。疫情导致各行业劳动力短缺,供应链堵塞、劳动力不足及宽松货币财政政策等带来的持续高通胀,导致民众消费意愿与能力普遍显著下降。同时,供应链迟滞导致进出口贸易受挫,暴露了美国在经济和产业布局方面存在的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问题。大企业与公司从全球化分工与资源配置优化角度争取利润最大化,直接导致美国制造业普遍转移海外,形成了产业空心化等严重弊病,使得美国经济带有明显脆弱性,难以经受重大经济动荡的冲击。大宗商品依赖进口而供应链又陷入断裂,这导致以消费为核心特征的美国经济必然快速下坠。当下的美国恰恰处在此尴尬境地之中。

其次,美国过去致力于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使其形成围绕自身而非关键竞争对手的全球贸易格局。在疫情影响下,全球货物流通速度急剧放慢,美国倚重的越南、印度等国家根本无法完成其急需的大量订单,而美国民众更是因担心疫情而不愿从事运输搬运等基础工作,这直接导致相关供应链几近停摆乃至崩溃,美国重构全球产业链的目标难以达成。比如,洛杉矶、长滩等诸多重要港口的集装箱大量积压,货物既运不出去也运不进来。物流运转的停滞及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导致相关供应链各个环节人工费用及物流费用急剧攀升以及汽油、日用品、食品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民众因此深受物品稀缺和价格高涨的双重打击。供应链的失灵加剧着美国的通胀问题,由此带来的经济快速下滑必然会引起社会层面的连锁反应。

再次,美国经济脱实就虚的金融化势头愈演愈烈,削弱了该国的经济内在活力。过去30余年里,美国巨量资金不是用于发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而是累积于股票市场,使得经济泡沫越堆越高。2008年因金融衍生品泛滥导致的次贷危机,已经将“虚化经济”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带来的巨大危害暴露无遗。但近年来,美国并未对此问题进行有效解决,相反其始终试图以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美元霸权,用以往美国解决通胀和经济虚化的惯用方法(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迫使别国为美国的危机承担成本。美国的这种惯性做派,不仅使其很难真正实现振兴实体经济的目标,而且会继续强化“虚化”的内在弊端。由此可知,当前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皆属于结构性难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轻易解决。

最后,美国债务问题积重难返,自身经济造血能力欠缺。当前,美国的国债市场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流动性最高的债券市场。美国以发行国债巩固自身经济地位的政策由来已久,自1917—1918年的自由公债运动设定出售债券上限总值开始,美国就出现了以债务规模与政府守约还债来衡量国家繁荣与否的观念。尽管美国决策群体希望保持稳定的债务上限,但近年来美国政府一直不断提升债务上限,以至于发行国债总额至2021年9月初已达到28.7万亿美元(多于其年度GDP总量),远远超出其可以保持经济健康的水平。

国家财政的赤字高企、内外经济环境的恶化以及近年来民主和共和两党政治恶斗等诸多因素,导致是否提高债务上限已经成为关键议题。债务问题的“政治撕裂化”,使得美国政府所借的巨额国债兑现始终存在巨大违约风险。更因其涉及联邦职员工资、医保公司账单、社保福利等众多款项,所以债务违约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经济以及国际声望影响将异常严重。目前观察,债务上限提升及债务违约问题不论沿哪个方向发展,其对美国及全球经济的影响都将是负面的。美债违约将导致美元暴跌,威胁美元现有的储备货币地位,美元霸权地位必将加速衰落;而提高债务上限将导致未来偿债能力削弱。所有这些既会带来更多的失业和贫困人口,也会导致如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所警告的“历史性金融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犹如高悬于美国自身与世界经济的“悬顶之剑”,始终是导致美国与全球金融体系动荡以及经济严重衰退的一个导火索。

美国社会暴戾弥漫的“混乱化”危机

美国诸严重社会问题始终不断累积,暴戾之气弥漫,以致当前呈现出高爆发态势。枪支暴力、种族对立、民众失业、社会阶层不良流动等问题,都推使着美国社会向更富冲突的方向演变,呈现出缺乏内聚力的“混乱化”现象。

首先,美国枪支暴力文化和事件与以往相比更重更多,成为美国社会治理衰败的标志。尽管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民众持枪权,但这却没有带来一个更安全的美国。恰恰相反,美国已有的持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警察暴力执法等诸多因素,导致美国当前枪支暴力文化和事件密集出现。美国《时代》杂志指出,2020年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年份之一,“2021年的情况将会更糟糕”。还有美学者指出,少数族裔社区和警察之间的紧张关系、枪支管控不严、警察和司法系统改革不力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日趋严重。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在2020年有数据可查的谋杀案中,高达77%的案件都涉及枪支,高于2019年的73%。而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从2016年至2021年10月,美国死于枪支暴力事件的人数已经超过23万人,另有19万3千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其中,2020年全美大约有4万3千人死于枪支暴力,成为“最致命的一年”。2021年6月14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2020年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枪支暴力最为严重的一年,但是2021年到目前为止的情况要比去年同期的数据更为糟糕。需要指出的是,枪支暴力事件的大多数受害者为黑人、亚裔等少数族裔的悲剧现实,更揭示出了该议题所具有的深层次社会后果。

美国有关持枪、控枪和禁枪的社会与政治争论始终存在,且是美国两党政治中的关键争论议题。面对国会中共和党人坚决反对控枪立法的立场,当下的拜登政府不得不以颁布行政令的方式对枪支非法交易进行约束,而这已被无数事实证明毫无根治效果。枪支暴力问题暴露出了因美国社会治理与既有政治制度之间脱节加剧和持久恶化的致命缺陷,导致该国的内部分裂更趋加深的必然后果。

其次,种族主义在当下暴戾弥漫的美国国内沉渣泛起且更具破坏性。非裔等少数族裔长期以来遭受的社会歧视,不仅未见实质性改善,反而因持续频发的种族暴力事件而更趋严重。近几年来,因白人至上主义者挑衅及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引发的全美种族对立抗议和报复行动频繁出现。2017年,就是否移除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事将领罗伯特·李的雕像问题,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白人至上主义者与其他族裔之间的冲突,直接掀起了全美种族对立的普遍反应。2020年,明尼苏达州黑人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德里克·乔文“膝杀”,更是再次引发反种族主义和反警察暴力的全美大示威。

种族主义这一各国普遍反对的野蛮痼疾,在美国始终强势存在。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都对“种族主义之恶”有着政治正确般的认识,但两者又有着不同的处理之道。民主党人强调种族主义在美国存在的系统危害性及予以根除的必要性,而共和党人则强调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的危害性远远不及极端左翼群体。美国政治精英对于种族主义态度的巨大分歧持续阻碍着美国社会对该问题的良性化解努力,进而使其成为美国社会问题迸发的“加速器”。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曾公开表示,他们处理的本土恐怖主义威胁中受种族驱使的暴力极端主义案件数量最多,而这些案件大多数涉及白人至上主义者。

再次,以往保持美国长期稳定的中产阶级居多数、富人与穷人居少数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正快速地让位于激化社会矛盾的极富有群体居少数、绝大多数人口沦为低收入群体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得中产阶级“流失”现象不断加剧。各种统计方式都显示,美国极富有群体财富大幅增加,而中等收入群体无论是总收入占比还是收入增长率,都呈现出弱化或下降态势。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群掌握的全社会财富比例从2001年的25%左右增至2021年的32.1%。相比之下,最贫穷的50%的人群掌握的比例却从不到4%持续降至2%。中产阶级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及低收入群体的人数膨胀,已经成为现有美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变的显著标志。后一群体更是因受教育的普遍不足而丧失向上的发展空间,从而导致此危险结构难以改变。

在人口居多数的白人群体内中产阶级人数锐减,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尤其巨大。美国产业空心化导致白人中产群体大规模失业或沦为低收入阶层,既加剧着美国原有的族群间紧张关系,使其对其他族裔的任何境遇改善是建立在牺牲白人群体利益与机遇基础上的认识深信不疑,更使其对美国政治精英群体只满足大企业与财团的关切、而对自身置之不顾而倍感愤懑。由此而汇集的浓厚民粹主义,对美国政治与社会带来强烈冲击,尤其是对美国政治生态的破坏性持续增强。上述问题引发的美国国内族群对立、阶层冲突和排斥移民等众多社会危机,始终强力动摇着这个国家的立国根基。鼓吹民粹主义的政治投机者在美国政坛兴风作浪,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社会大行其道,由此导致极端暴力事件急剧增多。

最后,当前美国的失业率明显高于疫情之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实既反映出美国经济改善乏力的悲剧,更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尽管疫苗大量接种及疫情管控措施放松释发出更多的经济活力和工作机遇,但相当数量的劳动人口因对疫情担忧以及联邦政府救济资助等原因而选择不去就业。失业带来的收入减少及相应的贫困人数增多并持久存在的不良现象,在当前的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突出。

可以说,中产阶级流失及贫富两极分化,正使美国社会结构高危化,不但加剧着其修复社会内部矛盾的难度,也威胁着美国的秩序与繁荣。

美国政治截然对立的“极化”危机

“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最为鲜明的特征。民主与共和两党在重大议题上尖锐对立,使得长久以来美国政治精英自诩的民主理念已荡然无存,这也是当前美国政治衰退的突出表征。可以说,当前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分裂。

首先,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在众多重大议题上尖锐对立,国家治理陷入紊乱状态。比如,民主党人关于强力应对气候变化、推行“全民医保”、鼓励和保护移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强化联盟的多边主义以及拥抱贸易全球化等的政策主张,遭到共和党人的坚决反对。共和党人质疑气候变化的科学性,认为医保与基础设施建设应市场化而非国家主导,并倡导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外交主张。两党在国会与白宫因选举而呈现的力量变化所导致的实际政策后果就是:任何一党得势即会迅速否定对立政党执政时推行的政策,转而推行合乎自己主张的政策。这种两党交替执政中政策相互拆台式的恶性循环,直接影响美国政治与社会构建的根本性问题。两党在国家建设中的方向性对立或“极化”,一方面反复证明美国当前面对重大经济社会挑战根本无法克服,另一方面预示着美国自身分裂更趋恶化的态势,这与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前两党水火不容的状况十分相似,其结果势必将以惨痛悲剧收场。

其次,美国的“极化”不仅存在于交替执政的两党之间,更显示于两党各自内部派别之争中极端派别得势的现实之中。以往主宰两党的中间派力量因其普遍迎合大企业与机构的利益而备受选民冷落。而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唐纳德·特朗普与伯尼·桑德斯两位分别在各自党内被认定为极右和极左的总统候选人,在党内提名战中均展示出强大号召力。特朗普调动起底层白人群体的投票热情,在共和党内异军突起,并最终赢得2016年大选,这不仅表明了美国共和党政治版图的巨变,触发人们对共和党主流观念的挑战,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共和党沿极右民粹方向转型。当前,作为民主党中间派的拜登在党内极左派别的影响下,正在向构建福利国家的政党主张方向转变。

最后,两党之间以及各自政党内部被极端化力量主导的状况,必然导致美国政治中两党毫不妥协与难以和解的态势只会强化而难以缓解的恶果。不可否认,当前民粹主义主张已渐成共和党内不同派别的“粘合剂”。共和党选民群体及国会多数共和党议员继续比较坚定地支持具有浓厚民粹主义倾向的特朗普,使其目前依然拥有党内其他成员难以撼动的主导力。而民主党选民群体及国会议员也越来越形成对拜登政府任何奉行中间派别的政策的不满,使其在民主党内渐成弱势,进而呈现出被党内左翼裹挟的态势。冷战结束以来,民主与共和两党之间的深刻对立与各自党内的深刻裂变相伴相随,更是深刻反映出美国政治中反精英、反传统的民粹主义力量与以平等为核心诉求的左派力量之间更趋深刻撕裂的现实。

总体来看,当前的美国正遭受着身份与国家认同“失魂”、经济空心化、社会混乱化、政治极化等诸多领域的总体危机。持续近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此危机予以推波助澜。美国政治正在经历着大变革,民主与共和两党内部正在发生巨大裂变与重组,其现状预示着两党之间及各自政党内部对立的极端政治派别,将大概率成为塑造当今与未来美国政治版图的主要力量。这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危机依然会加剧,回归健康状态之路注定艰难。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参考文献】

①《美国再现校园枪击案,谋杀率增长创百年新高,都怪疫情和弗洛伊德?》,澎湃网,2021年12月2日。

②《美国枪支暴力问题日趋严重》,人民网,2021年7月20日。

③《美媒:美国今年前五个月因枪支暴力死亡人数为20年来同期最高》,央视新闻网,2021年6月15日。

④《触摸夏洛茨维尔的骚乱伤痕——撕裂美国大选年的种族之痛》,新华网,2020年10月26日。

⑤《美国为何深陷撕裂之痛?》,国际在线,2020年12月10日。

⑥宋国友:《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逻辑》,《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

⑦《慕尼黑安全会议聚焦“西方缺失”》,《人民日报》,2020年2月13日。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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