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打倒军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发表关于时局的主张

广州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转变了与国民党不合作的态度，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

文件分析了辛亥革命后，“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致使中国内乱不已，实业不彰，成为帝国主义商品倾销的市场。在时局问题上，文件批判了军阀政客散布的“总统复位恢复国会”的论调，批驳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等错误主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但是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为此，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国民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声明，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对象和联合战线的方式，在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作了准备。

孙中山避难永丰舰

孙中山主张北伐，而陈炯明却与北洋军阀暗中勾结，除了挑拨、暗杀外，他甚至不给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一弹一粟。1922年4月21日，孙中山免去陈炯明内务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三职，只保留陆军总长职位。解职当天，陈炯明回到老家惠州，在百花洲与他的爪牙密谋叛乱。

6月16日凌晨，叛乱的粤军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的住所粤秀楼。总统府参军林树巍、总统秘书林直勉和特务长陆志云劝孙中山离开粤秀楼，但孙中山毫不畏惧。几个人见劝不动，就强挽他离开粤秀楼，走越秀街、莲花井、雨帽街、德宣路，在惠爱路被叛军拦下。当时，孙中山身着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很像一名医生。跟随的人急中生智，对叛军说，他是医生，去病人家看病。刚放行，没走多远，穿桂香街到靖海路时，他们又遇到叛军。几个人态度从容，得以安然通过，最终到达天字码头登舰脱险。

江海防司令陈策、永丰舰舰长冯肇宪、楚豫舰舰长招桂章认为，海军司令温树德把孙中山迎到永翔舰可能别有用心，转到永丰舰比较稳妥。于是，冯肇宪和两名士兵代表乘快艇来到永翔舰，请孙中山到永丰舰训话。登上永丰舰后，他们向孙中山讲出了内幕，请他不要再回永翔舰。此后五十多天，孙中山一直在永丰舰上指挥平叛。

话分两头。夫人宋庆龄当时怀有身孕。她认为孙先生责任重大，避难宜急，如果两人一起走，不仅行动迟缓，还可能被叛军认出来，坚持留下来掩护孙中山撤离。孙中山不愿意自己走，宋庆龄说，中国可以无我，中国不可无先生。孙中山不得已才答应先行，但命令卫队留守保护夫人。半小时后，叛军开始向粤秀楼发起进攻，卫队击退叛军30余次进攻。在姚观顺副官长、两名卫士的护卫下，宋庆龄循着天桥转移到总统府。下午4时，叛军一哄而入。宋庆龄头戴草帽、身披雨衣，趁乱逃出总统府。她化装成村妪，卫兵化装成小贩，在沙面乘小汽船来到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家。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宋庆龄不幸流产，这是她一生唯一的一次妊娠。此后，宋庆龄安全转到黄埔岛，登上永丰舰，终于见到了孙中山，“真如死别重逢”。

8月9日，孙中山离开永丰舰，乘英舰摩轩号转道香港，乘俄罗斯皇后号客轮在上海登陆，继续组织力量平叛。1923年1月，在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下，桂、滇、粤三方面军队组成“讨贼军”，一鼓作气将陈炯明逐出广东。永丰舰事件再一次让孙中山清醒认识到——革命要成功，就要有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两年后，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应运而生。

铁路线上的密查员

第一次直奉战争，北洋军阀直系胜了，吴佩孚重组内阁。为了排挤铁路上亲日的交通系势力，他任命山东蓬莱老乡高恩洪出任交通总长。上任伊始，高恩洪就受到交通系的百般掣肘。无奈之下，他辗转与李大钊取得联系，想借助北京大学青年学子的力量，帮他铲除交通系。

鉴于交通系素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吴佩孚为了收买人心，又提出“保护劳工”的政治主张。1922年6月，李大钊推荐了几名青年到铁路上担任密查员——张昆弟到正太路，何孟雄到京绥路，安体诚到京奉路，陈为人到津浦路，包惠僧到京汉路，李震瀛到陇海路。密查员名义上是帮交通部调查积弊，清洗交通系势力，实际上是以公职身份做掩护，“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

为了不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密查员都使用了化名。他们谨言慎行，帮助铁路工人组织俱乐部开展斗争，搜集工人痛恨的交通系职员营私舞弊罪状，写成报告呈给交通部，利用军阀派系矛盾，除掉了不少祸害。很快，各条铁路都具备了开展工人运动的基础，特别是京汉铁路，以长辛店、郑州、江岸为中心，共组织了16个工会，会员有2万余人。与此同时，党组织在北方接连开展了十余次大罢工，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均有所改善。

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引起吴佩孚的注意。他想拉拢工人，便将自己的肖像制成徽章发给工人。堂堂“大帅”赠送“下等”人徽章，这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些工人戴起徽章，引以为荣。密查员见状向工人宣传：“吴佩孚也是军阀，工人佩戴军阀的肖像，是可耻的。”这样一来，工人们纷纷摘下徽章。见拉拢不成，吴佩孚撕破脸，对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

1923年5月，北洋政府以“鼓动工潮”嫌疑，将6名密查员撤职。此时，高恩洪已离职，新来的交通总长想置密查员于“法网”，后经李大钊托交通部育才科科长黄统斡旋，才免于追究。密查员虽然只工作了11个月，但在铁路系统建立了不少工作据点，为后续党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