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青春激荡与罢工怒潮

寻梦法兰西

1922年6月3日，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个小广场，18把椅子摆成一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萧子璋、傅钟、尹宽等旅法、旅德、旅比的勤工俭学青年，以勤工俭学学生会名义，召开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周恩来风趣地说，这样布置倒好，有人来了，我们不说话，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会议开了3天，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3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赵世炎任书记，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

赴欧洲考察的章士钊捐了1000法郎，赵世炎等人用这笔钱购买了油印机和纸张。赵世炎负责编辑，陈延年负责刻钢板。晚上回来，大家一起动手油印。1922年8月1日，16开本油印《少年》创刊，每月1期，每期30页左右。第7号起，改为24开本、42页；第10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物。《少年》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先后发表马克思的《历史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兰西内战》的一部分）、列宁的《告少年》（即《青年团的任务》）等译文。

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召开会议，“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织的办法加入青年团”，决定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要求入团的团员必须“对于共产主义已有信仰”，并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推举周恩来为书记。

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影响下，旅欧勤工俭学青年在法、德、比等国建立的共产党小组也得到迅速发展，为成立统一的中共旅欧支部创造了条件。1925年３月，旅德、旅法两个共产党小组合并，改称中国共产党留德法组。1925年3月11日，中国共产党留德法组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截至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共发展党员70名。

旅欧党团组织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有才能的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至北京

由于组织上海各工会支援浦东日华纱厂工人的第二次罢工，1922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又名李森）遭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判处3个月徒刑。不久，公共租界巡捕房来人询问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89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牌子是谁挂的。

张国焘听到这个消息，连夜把招牌摘下烧毁，把书记部所有工作人员都遣散了。7月25日，书记部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8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邓中夏担任主任，并把北京党组织创办的《工人周刊》改为书记部机关刊物。

搬到北京后不久，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晨报》上发布《劳动法大纲》，同时发到全国，号召各工会行动起来，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大纲共计19条，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实行8小时工作制，“体力女子劳动者，产前产后予以八星期之休假，其他女工应予以六星期之休假，休假中工资照给”。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设立劳动保障局，劳动者参与订立保险事业规章，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的机会等。大纲对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在此前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在北京建立北方分部外，还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济南、广州建立分部，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工会，先后领导了1922年8月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10月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北京白色恐怖严重，邓中夏根据党组织安排离京赴沪，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迁回上海。

1926年，蔡和森在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演讲中，称赞“劳动组合书记部，指挥全国劳动运动”“为我党职工运动中心机关，故此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职工运动历史上都算最有力量、最有意义的组织，尤其是对中国职工运动发展的前途上有很大的关系”。

长辛店八月风暴

夜已经很深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所在的院子——刘铁铺（今长辛店大街174号）人影晃动，一个身穿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蓄着长发、操着南方口音的青年一字一顿地说：“明天我们大罢工！”这个人就是刚从北京赶来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

“呜……”一声刺耳的汽笛声，撕破了1922年8月24日长辛店寂静的早晨，工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了娘娘庙，罢工委员会发出了罢工宣言。长辛店车站竖起了一面大三角红旗，上书“纠察队”三个大字，队员们拦下了京汉路上的客货车。不久，从北面开来一列军车，车头上插满了柳条枝子，水柜上架着机枪。原来，这是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搬来的救兵。

在纠察队队长葛树贵的带领下，队员们跳下站台，截住了军列。两个铁路警察拔出手枪，对着葛树贵叫喊：“散开！不散开我就开枪了！”就见葛树贵把小褂一裂，边迎上去边说：“你要开枪，今儿就试试！”见硬的不成，一个穿着缎子长袍的宪兵司令下车打着官腔说：“我另有军务到北京，正好坐车和你们局长说和说和。”纠察队员不吃他这一套：“有事你上俱乐部说，我们只管摘车头！”就这样纠缠了大半天，赵继贤只得来电话，请俱乐部派代表到路局交涉。

火车进了北京前门西站，3名代表进入餐厅谈判，几百名工人黑压压地围在四周。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路局代表只得表示，我去报告局长，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第二天，当工友们满心欢喜地拿到赵继贤签批的罢工条件时，发现路局耍了滑头，把“每人每日涨一毛”偷偷换成了“每人每月涨一毛”。这可把工人气坏了，又派代表进京直闯赵继贤办公室质问。赵继贤只得托词秘书办理公文有误，不得不答应了工人的全部条件：革除火车房总管郭长泰、短牌工6个月改长牌工、给工人盖关房等11项条件，罢工获得全胜。26日，工人正式复工，从北京开出的火车悬挂“庆祝长辛店罢工胜利”红旗，一路驶向汉口。

长辛店八月大罢工的胜利，鼓舞了铁路工人的斗志，被邓中夏誉为“北方铁路罢工潮的起点”。

（作者简介：刘岳，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办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