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酌“贪泉”不易心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今山东鄄城）人。他博涉文史，以儒雅显名；厚谨孝悌，有孝贤之闻；为官廉洁，清操不改，有廉吏之誉。吴隐之所处时代，正值晋朝政局动荡纷乱、官场腐化奢侈之际，他以清者自清的品行，坚守于乱世，赢得朝野嘉许，为后世之表，故《晋书》赞誉吴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

孝贤举名 耿介自立

两晋之际，北方战乱不已，吴隐之的祖先随大批流民南下，寄居于江南丹阳郡的治所建康（今南京市）。六世祖吴质才学通博，历仕曹魏文帝、明帝两朝，官至侍中，爵封列侯。此后，吴氏家族日渐衰落，至其父吴坚时，已经没有什么功名了，因而史书上称吴隐之出身“寒素”。

吴隐之十来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从此，孤儿寡母，生活更加艰难。没过几年，母亲又离开了人间。这对少年吴隐之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贫困的生活，不幸的遭遇，并没有使他屈服和沉沦。没有条件上学，请不起教书先生，便借书自学。由于他勤学好问，博涉文史，20岁左右就已获得儒雅之士的美名。在邻人韩康伯的举荐下，吴隐之一入仕便任辅国功曹等职。韩康伯任吏部尚书时，他被任命为奉朝请、尚书郎。

太和十年至十三年（公元385―388年）间，吴隐之以奉朝请的身份，被卫将军、尚书令谢石提拔为卫将军主簿。在此期间，他除了把所得到的俸禄赏赐留出一部分维持生活外，其余全都施舍出去，周济贫苦之人。公务之余，他还自己做家务，每天读书、批阅公文到深夜，寒冬腊月，不燃薪炭，更没有皮袄裘袍，只是披着棉被御寒。

后来，吴隐之的女儿要出嫁了。与他交情甚厚的将军谢石，深知老朋友崇尚节俭，厌恶奢侈，一定不肯为女儿出嫁准备宴席，便吩咐自己的管家置办了丰盛的宴席，到时送到吴府去，并一再叮嘱管家，这是自己的一片心意。办喜事这天早晨，管家来到吴府，见大门紧闭，鸦雀无声，没有一点办喜事的样子。管家敲门进入吴府，见到吴隐之，说明来意。吴隐之说：“要说一顿宴席，我虽然不太富裕但还是办得起的。但是，不讲排场和崇尚节约是祖传家风，我不敢破除，况且小女出嫁，本为家事，实在不敢大操大办。万望管家转告谢将军，心意已领，宴席实不敢留。欢迎谢将军来我府中，我这里有薄酒一杯，定当盛情款待。”回到将军府，管家如实禀告了谢石。听罢，谢石情不自禁地赞叹道：“人人都说吴隐之是天下少有的清官，果真名不虚传。”

不久，朝廷迁吴隐之为晋陵（今江苏常州市）太守。当时的晋陵，地近京师，东晋在此郡内设置了十几个侨郡和侨县，以安置从北方迁来的侨民。这种南北混杂、纲纪未举的社会状况，对于一方郡守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敛财良机。然而吴隐之从不聚敛财富、骚扰百姓，一直靠着朝廷的俸禄，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当时晋陵的百姓经常看到有位农妇打扮的人，每天从太守家出来上山砍柴，背柴回家后又烧水做饭。开始时，大家都以为是太守家的女仆人，后来才知道这位砍柴妇竟是吴太守的妻子刘氏。

晋陵任满后，吴隐之又回到了京城建康，由中书侍郎一直升到御史中丞、左卫将军。吴隐之担任的职位越高，越严格要求自己，清廉如故。

酌泉明志 革奢务俭

隆安年间（公元397—401年），晋安帝司马德宗任命吴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当时的广州，辖境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地区，依山傍海，物产丰富，尤以香料、珠宝而誉满海内外。治所番禺（今广州市）自东汉以来，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来自南洋、印度、斯里兰卡、伊朗等地的商船，一年数至，带来了大量的远方异珍。所以，历来就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的说法。难能可贵的是，吴隐之并未因此而丧失清操。

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2年）春，吴隐之带着家人南下广州赴任，来到了石门（今广东南海西北）。石门是游览胜地，树木郁郁葱葱，景色秀丽，有一眼清澈见底的泉水，名曰“贪泉”。传说凡是喝过这石门贪泉水的人，即使是廉洁之士也会变得贪财好物。吴隐之闻之，笑着对随从们说：“此无稽之谈，不可信之。”他走到泉旁，用双手捧起清凉的泉水畅饮起来，顿觉甘甜可口，全身凉爽，疲劳尽消。于是他诗兴大发，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财爱宝，假若让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我想终究不会改变那颗廉洁的本心。吴隐之饮水赋诗明志，以示贪泉不贪，发誓和贪官划清界限，铲除心中贪念，破心中之贼。

新来刺史大饮贪泉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番禺城的大街小巷。人们纷纷议论：新刺史肯定又是一个大贪官！谁知吴隐之到任后，越发注意自己的操行。他平时吃饭，不沾酒肉，仅以蔬菜和干鱼佐餐，家人的穿着依旧是往日的衣衫。府内凡前任刺史留下的帐帷、器服等豪华之物，一概撤除，堆放到外面的仓库里。开始，人们以为他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可一年过去了，吴隐之却一如既往。

有些属吏听说新任刺史喜欢吃鱼，就将剔除骨刺的鱼肉悄悄地送到他家里。吴隐之发觉后，不但没有领情，反而将送鱼的人罢了官。长官恪守清操，廉洁俭朴，不图身外之物，从属们自然也不敢过分搜刮、刻薄百姓。素以贪赃渎职闻名的岭南吏治，居然一时大为改观。为此，晋安帝特意下诏褒奖吴隐之：“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享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朕有嘉焉。”晋升他为前将军，并赐钱五十万、谷千斛。

东晋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卢循率领东南八郡的农民起义军进攻广州。吴隐之率领士卒抵抗，他的儿子吴旷之战死沙场。经过一百多天的激烈战斗，广州失陷，吴隐之也成了阶下囚。当时东晋朝廷发生了剧变。桓玄野心膨胀，废除晋安帝自立，致使各地的刺史、太守纷纷起兵反对。刘裕纠集了一批北府兵的中下级将领在京口和广陵同时起兵，讨伐桓玄，很快攻入建康。桓玄挟持晋安帝出逃，兵败被杀。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二月，刘裕迎晋安帝回建康复位，并执掌朝政。卢循乘机上表东晋朝廷，自称平南将军，代理广州刺史，又以吴隐之系桓玄同党，请求处死。刘裕因忙于肃清桓氏余党，巩固自己的权力，无暇远顾，遂同意卢循割据岭南的要求，但处斩吴隐之不予批准，并写信让他把吴隐之遣送回京师。吴隐之这才被释放。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五月，吴隐之北归，与南来赴任时一样，仍然是两袖清风。他坐在船内，忽然发现一个包裹并不是上任时所带之物，便向妻子询问缘由。原来，刘夫人在广州节衣缩食，私下买了一斤沉香（一种熏香料），打算带回老家换点钱以补贴生活。吴隐之听后非常生气，随手抄起沉香，扔进了河里。正所谓“君子慎独，不欺暗室。卑以自牧，含章可贞”。

洁身自好 一尘不染

吴隐之回到京师后，全家住在一个狭小的院子里，篱笆墙，茅草房。当时，刘裕正在着手改革东晋的积弊，因此对以廉洁著称的吴隐之十分敬重，见他生活贫困，便送来车、牛，还计划为他建造宅第。对此馈赠，吴隐之则一一婉言谢绝。

不久，吴隐之被朝廷任命为度支部尚书、太常等职。度支部尚书掌握国家财政大权，身为度支部尚书的他，不仅家中生活清贫，且其办公官署也用竹篷当屏风，连坐的毡席都没有。升任中领军后，他继续保持清廉的操守。每月初领到工资后，除留下一家所需的生活费外，其余全部用来接济亲族，结果自己家里反而窘困，常常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家里的女人从早到晚纺纱织布，赚些小钱补贴生活。他居家时，总是一件布衣裳，上面还打满了补丁。在《晋书•吴隐之传》中曾这样记载他：“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贫庶。”

义熙八年（公元412年），吴隐之以年老辞官，皇帝下诏优待，授予他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钱十万，米三百斛。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吴隐之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左光禄大夫。其后人，皆牢记教诲，以清正廉明为传家之宝。吴隐之在东晋为官40余年，自始至终保持廉洁俭朴的操行，黎民百姓为之树碑，官修史书也给他立传。《晋书•吴隐之传》这样写道：“吴隐酌水以厉清，晋代良能，此焉为最。”

古人说：“廉者，政之本也。”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清廉”是老百姓对官员最高的褒奖。真正的清廉之士，无论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都会坚持清者自清的节操，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东汉末年朝纲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可仍然出了个“一钱太守”刘宠，为人不摆官架子，穿着便衣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因政绩突出，朝廷征调他入京做官，半路上被几位老者拦住，每人非要送他一百钱表达谢意。刘宠拗不过老人，只好收下每个老人一钱。今天的绍兴市钱清镇留有“一钱太守庙”“一钱亭”等古迹，据说便是当年父老送别刘宠之地。在“一钱亭”楹柱上镌刻着“功在一方，黎民感恩赠百吊；利归百姓，太守留念取一钱”的对联。宋代被百姓称为包青天的包拯，就算做了大官，穿着还是如平民一样朴素。他曾任盛产端砚的端州知州。在离任时，百姓以一块精制好砚相赠，他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

今天，在著名的广州越秀山公园里，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其上不仅刻着“贪泉”两个大字，还附有东晋名臣吴隐之的诗篇。这块石碑原在广州城外石门的一处泉水边，是当地百姓为纪念吴隐之而立的，后来为使更多的人铭记，才被移至于此。吴隐之一生为官清正，尤其是他饮贪泉以自励的故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

（作者简介：杨玲莉，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附属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