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保守主义政治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美国以及欧洲的保守主义政治在近年经受重创

在美国，共和党是保守主义政治的主要代表。共和党内的保守主义势力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围绕着如何对待特朗普“政治遗产”，美国保守主义者的分化加剧，主要体现在共和党的建制派与特朗普支持者之间。特朗普拒不承认大选结果并怂恿国会骚乱，引发党内建制派的强烈反应。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共和党第三号人物利兹·切尼支持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这引起了共和党国会自由核心小组中强硬保守派的强烈不满。他们寻求免除切尼共和党会议主席的职务。

强硬保守派的行为也激发了党内建制派的强烈不满。在共和党国会免除切尼职务后的第二天，150名美国共和党在任和前任重要官员和活动家联名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复兴呼吁》（A Call for American Renewal）的政治宣言，呼吁强化法制和加强政府道德。舆论普遍将此视为对此前共和党内免除切尼职务行为的反应，是共和党内反特朗普主义的一种表示。曾在小布什和特朗普政府任内任职的迈尔斯·泰勒和新泽西州前共和党州长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呼吁为了捍卫民主，反特朗普的共和党人需要在2022年投票支持民主党。随后，保守主义重磅人物约拿·戈德堡在保守主义刊物《电讯》上发表文章称，对于“绝不支持特朗普”运动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更好的选择是支持建立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政党而不是投票支持民主党人。戈德堡认为，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创建一个“第三党，以简单的、里根式的保守派政纲，结合严肃的政纲，以捍卫选举的合理性”。这引发了保守主义内部新的政治争议。

基于上述努力，一种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保守主义政党的复兴美国运动悄然兴起。它由数百名现任和前任共和党官员发起，支持里根式的有原则的政治家。尽管如此，共和党内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竞争在2022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仍在继续，建制派在一些州抵挡住了反建制派的攻势。但特朗普的支持者依然赢得了多个州（如内华达州、南卡罗莱纳州等）的共和党关键位置的候选人提名，并将对民主党人形成强烈挑战。这引发了美国政坛建制派对未来2024年大选特朗普回归的担忧。

近期共和党内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向，寻求一种实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的政治路径，主要是寻找一个能够坚持特朗普路线、代表强硬保守主义者的政治新星，并代表共和党参加2024年大选。如近期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他近期在多项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压倒了特朗普。

在欧洲，一度盛行的保守主义政治也在悄然之中受到重挫，保守主义力量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8年以后，保守主义力量主导了欧洲政治。但近年来，这种现象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法国，作为法国保守主义政治——戴高乐主义继承者的共和国人党（LR）在2017年大选失利后，政治影响力在逐渐下降。在202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法国巴黎大区议会主席瓦莱丽·佩克雷斯在共和国人党内初选中脱颖而出。作为该党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她的胜出一度给法国的保守主义带来了一缕清新之风，但其最后的选举表现却差强人意，在第一轮选举中仅以4.78%的得票率在所有候选人中位列第五。这也是法国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保守主义力量在历次大选中的最惨淡记录。在随后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以共和国人党为主的中右联盟再受重创，在国民议会总共577个席位中仅获得64席，成为议会第四党。

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正在沦为意大利政治的次要角色。在社会民主主义长期占主导的北欧地区，中右翼保守主义力量一度取得了相对平衡，挪威保守党2013年以来保持执政。但近年来，随着社会民主党在北欧数国的艰难取胜，形势在发生变化。在2021年9月13日举行的挪威议会选举中，以挪威工党为首的中左翼集团战胜了保守党，并结束了由保守党首相埃娜·索尔贝格领导了8年的右翼政府。加上此前社会民主党在丹麦、芬兰和瑞典的执政，挪威工党的胜利意味着整个北欧国家集体左转，这也是在2001年社会民主党（工党）在北欧四国同时执政之后再次出现的“粉红色的北欧”。加上2021年9月德国大选中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许多人认为欧洲社会民主党逐渐走出低迷。挪威工党主席乔纳斯·加尔·斯特雷表示，“这至少粉碎了一些认为社会民主党分崩离析的观念”。在2022年9月的瑞典大选中，瑞典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左翼联盟由于失去议会多数席位而失利，但这主要是由于作为左翼联盟支持者的左翼党和中间党的席位减少，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席位是略有上升的。相反，保守主义力量代表温和党的第二大党地位被极右的瑞典民主党取代。

基督教民主主义力量是欧洲大陆保守主义政治的主要代表。在欧洲大陆众多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相继失势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稳定的执政俨然使其成为欧洲保守主义的灯塔。但在默克尔退去之后，由拉舍特领导的联盟党在2021年9月大选中失利，且创下了该党战后最差选举记录。默克尔最后一任政府的卫生部长、同时也是该党未来党领袖有力竞争者的延斯·斯潘表示，该党面临基民盟历史上最大的危机。另外，在邻国奥地利，作为该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受欢迎的、同时也是欧洲保守主义新生代代表人物的奥地利人民党领导人、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也因为腐败指控于2021年10月9日辞职。这样，在欧洲大陆，继意大利和法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相继失去政权后，德国保守主义受到重创，而由于库尔茨的辞职，其所代表的奥地利保守主义政治复兴的形象受到打击。目前，在欧洲，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俨然成为了保守主义政治重镇。但作为一个有争议的保守主义政治人物，约翰逊的政治方式被人称之为机会主义、民粹主义和实用主义，已经背离了保守主义的政治宗旨。在2022年5月的英国地方议会和市政选举中，保守党损失惨重，被反对党工党全面压制。约翰逊随后因政府内部分裂危机而辞职，而继任党领袖和首相的伊丽莎白·特拉斯很快因为经济政策的失败而在就任不到两个月就宣布辞职。这些凸显了英国保守党动荡不稳的形势。

面对艰难形势，欧美保守主义力量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向

第一，保守主义政治的极化倾向。在当下西方社会日趋实用主义的氛围下，上述保守主义政治上的失利刺激了保守主义政治中本已存在且日趋严重的极化政治现象。美国共和党内保守主义势力的思想政治极化趋向尤其突出。美国共和党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联盟实际包含了多种派别。其中最大的两个团体是信仰和旗帜保守派（Faith and Flag Conservatives）和民粹主义右翼（Populist Right）。作为共和党内最为保守的两支力量，二者都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在2020年大选后其中的大多数人依然坚持特朗普是合法的赢家。在大选之后上述分化加剧的背景下，强硬派利用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力的控制强化特朗普主义的主导地位，甚至不惜用直接打压的方式迫使人们“站队”。同时，极化的语言延伸到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态度上。例如，自从拜登就职总统以来，美国的保守派觉得军队远离共和党，一直在抨击“觉醒的军队”，同时感觉到被大企业包围的他们也抨击“资本觉醒”。

更有甚者，这种极化政治方式进一步通过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权力上升到制度层面。佐治亚州通过的新选举法是其典型表现。在2020年大选中，共和党失利，但特朗普坚称民主党人是从他那里“窃取”了总统，而这一点得到众多保守主义者的认同。2021年3月，佐治亚州共和党人利用自己控制州立法机构和政府的权力制定了该州新的选举法，其中的多处修改和设定明显针对民主党人选民，尤其是严格限制选民缺席投票的身份要求和时间要求。该法甚至将向排队等候的选民提供食物或水、官员向选民直接邮寄缺席投票申请都列为非法行为。显然，这种政治斗争背后所显示的已不是所谓政治原则之争，而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

作为美国保守主义重要思想库的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的一系列表现更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在拜登赢得2020年大选、特朗普拒绝认输后，克莱蒙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伊斯曼协助特朗普推翻选举结果的尝试失败。2021年3月，克莱蒙特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格伦·埃尔默斯在克莱蒙特的《美国思想》（The American Mind）中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保守主义”不再足够》（“Conservatism” is no Longer Enough），呼吁特朗普的选民和保守派团结起来，进行“某种反革命”，反对“进步的专制”。他同时表示，特朗普的主要缺陷并不在于他具有破坏性，而在于他过于无知和缺乏建议，无法攻击正确的目标。埃尔默斯的文章在美国媒体和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广泛讨论。一些批评者称其为法西斯主义者。实际上，埃尔默斯并不是右翼人士中唯一一个对反对派持彻底负面看法的人。2021年2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共和党人(57%)更愿意将民主党人描述为“敌人”，而不是“政治反对派”。所以，一些评论者不无悲哀地表示，那些主导美国共和党的代表不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极端主义者。

在欧洲大陆，保守主义政治溃败导致了一种权力真空。如在欧洲一些国家（包括意大利、法国等）尤其是在中东欧国家人们所看到的，它可能导致公众话语非理性化，同时也会导致部分传统保守主义选民的激进倾向，这些为极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德国，人们认为，后默克尔时代会存在一个政治真空，而且容易被极右翼政党所利用。而所有的迹象表明，一场旷日持久的内部斗争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阻碍基督教民主联盟。由此而导致的权力真空极有可能为极右翼民粹主义开辟道路。法国和意大利以及众多中东欧国家都曾是如此。

第二，保守主义政治正在日益失去其“保守”的意义。虽然在过去一个时期里保守主义政治大行其道，但正如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强调的，保守主义政治已经失去了其真正的“保守”意义，“保守主义”一词已经被滥用。在美国，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被简化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但实际上从里根到特朗普，人们对共和党人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争议也越来越大。保守的本意是主张保留社会的传统安排，如家庭、信仰、社区和小企业，反对市场的现代化力量。但里根和撒切尔已经改变了保守主义的意义，新自由主义革命使保守派成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拥护市场经济，反过来冲击了传统的家庭、企业等领域，外交上也趋向鹰派。特朗普试图拒绝新自由主义所青睐的自由贸易和新保守主义者的鹰派外交，其“美国第一”夹杂着历史上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特朗普之后的保守主义者的上述极化行为更是被人指责为极端主义而非保守主义。实际上，在美国，保守主义在文化上早已失去其影响力。如人们所评价的，在特朗普时代，典型的令人悲叹的是自由主义者关心政治权力但却不拥有政治权力，而保守主义者关心文化领域的权力但不拥有文化权力。也就是说，保守派已经失去了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学术界已经转向左派，主流媒体也是如此。这种不利的形势刺激保守主义机构用非保守主义的方式行事。

在欧洲，人们在反思保守主义政治的困境时，同样将矛头指向了保守主义思想政治本身。在此方面，人们指出，表面上保守主义力量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由个人引起的，如联盟党的问题与拉舍特作为领导人的不足，奥地利人民党与库尔茨个人的丑闻，法国保守主义政党上次大选的滑铁卢与其候选人菲永的政治丑闻，以及意大利保守主义力量与贝卢斯科尼个人的一系列滑稽表演等。但实际是其中有一些基本力量在起作用。在西方社会，宗教信仰正在失去对选民的控制。随着世界主义、移民、女权主义和其他趋势改变社会，最有说服力的反应不是来自保守派中间派，而是来自民粹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极右翼，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等代表了这一点。因此，保守主义者发现自己处在两条战线之间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地带。一些人像默克尔一样，试图体现实用主义、能力和节制。但这种中间主义往往被人认为是含糊不清的、缺乏实质内容。默克尔的批评者多年来一直在争论她是否可以被视为保守派。另一类人则类似库尔茨，是在与民粹主义边缘人士暧昧，而这本身也承担了风险。另外，作为政治组织，基督教民主联盟所表示的“联盟”性质意味着它同时容纳了多种思想政治趋向的力量。在历史上，这种多重思想的重叠使得基督教民主主义政治力量能够对经济和社会的多重变化作出反应，但同时，当人们寻求一种对变化社会的更明确的变革方案时，这种思想方式的局限性就显现出来了。

第三，保守主义与极右翼民粹主义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激进右翼民粹主义与强硬保守主义之间在社会问题上本就存在观念重叠。也正因为如此，右翼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力量之间在社会基础上也存在一定的重叠关系。这种现象在美国尤其突出。但两者之间又似乎应该有一种界限，尽管这种界限是模糊的。因此，欧洲主流政党（包括传统的保守主义政党）一般是拒绝与公认的民粹主义力量合作的。但近年来，这种界限在逐渐打破，它有多种体现，右翼民粹主义往往作为中右翼的构成与传统的中右翼主流政党形成事实上的合作。尽管一些传统的主流政党依然在标榜不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合作，但随着一些民粹主义力量弱化其自身的极化思想意识和政治特点，传统的右翼与民粹主义右翼在众多问题上的政策一致正在成为欧洲的一个普遍现实。在西班牙，在与左翼党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我们能”党的竞争中，西班牙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呼声党事实上与中右翼的西班牙人民党和公民党形成了右翼联盟。在2021年11月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危机中，引发危机的就是得到瑞典民主党支持的预算案。而在2022年大选后，温和党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是在第二大党瑞典民主党的支持下才得以成立的。这也意味着瑞典民主党第一个正式拥有了对一个政府政策的影响力。

不过，总体上作为传统主流政党的保守党人在公开与极右翼合作的问题上还是持谨慎态度的。据媒体报道，欧洲委员会中的右翼团体欧洲保守党和民主联盟包括了欧洲当今一些著名的极右翼组织，如德国选择党、瑞典民主党、意大利北方联盟、奥地利自由党以及西班牙呼声党等。波兰反种族主义组织Never Again的拉法尔·潘考斯基博士向英国《署名时代报》表示，看到温斯顿·丘吉尔的政党无耻地与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团体结成官方联盟，真是令人惊讶。“它真实地说明了保守主义传统——它正心甘情愿地成为极右翼的工具——的深刻的智力和道德危机。”

事实上，近年来面对左翼的复苏，保守主义力量在强调右翼联合以应对“左翼的挑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加强与右翼民粹主义的联合。2021年10月，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参加了在马德里的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的一次会议并对数千名观众发表了讲话，称“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包括一个大胆的、全球性的左翼，它试图摧毁珍贵的国家和宗教机构”。其实这只是美国右翼人物近年参与全球极右翼活动的众多行动之一，这种现象自特朗普下台以后有所增加。在美国，在前特朗普时代，只有相对边缘的右翼保守派和共和党人与国际右翼有公开联系。如今，共和党与全球极右翼之间的联系已经逐渐成为主流。

重塑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希望？

欧美保守主义政治的上述艰难形势反映了其难以对急剧变化的当今社会政治问题作出有效的回应，这尤其体现在一些人们紧迫感受的如气候环境等问题上。缺乏明确有效的政策替代同样是传统保守主义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基于对保守主义政治面临困局的认识，人们认为保守主义需要对保守主义本身进行一种重构。

这首先涉及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面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过程中，其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本身的局限性变得突出。例如在气候变化这一未来几代人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问题上，保守主义者就显得尴尬。面对变化，保守主义者无法给出清晰的答案，这是在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保守主义政治力量普遍面临的一种困境。例如，如人们所指出的，德国联盟党的政策始终坚持的指导性原则就是通过预算平衡实现的紧缩（控制债务），以及简化和通用形式的“市场”。这也是2021年大选期间拉舍特针对从气候变化到社会问题的所有问题提出的建议：一个更小的国家，更少的监管，更低的税收。但选民不再满足这些，即使是那些真正支持市场自由主义的力量也转向了自由主义的政党。

缺少对日益紧迫的气候问题的应对政策以及对其他变化的反应致使许多选民、尤其是青年选民在远离保守主义政治。如过去一个时期欧洲政治所显示的，气候与环境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议题变得日益突出，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迫切要求对所认为的生存威胁找到一种重大而激进的答案。而保守主义是怀疑大的急剧变革的。在这方面，保守主义显示了其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对而言的弱点。后者更容易接受激烈的变化。人们看到，在欧洲左翼阵营中，无论是传统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形形色色的激进左翼力量，几乎都显示了对生态问题的积极态度。除此之外，伴随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一代渴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由此而导致了一种非传统后物质主义的观念冲突。它尤其体现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在这方面，保守主义面临着变化的时代精神的挑战。从2021年大选中人们看到，联盟党与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在选民结构上存在明显的代际分化。前者在老人中拥有更大的支持率，而后者在年轻一代中拥有更大的支持率。保守派尤其难以赢得年轻选民的支持。

不过，重塑保守主义，这本身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因为如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所表示的，保守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对对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政治哲学，如何能够对这样的政治哲学进行重构？但基于当下的社会变化形势，人们又认为，为了解决中右翼长期以来的困局，需要对保守主义进行重构。但对于具体如何重构，还存在理解分歧。在德国，联盟党的失败被认为表明选民失去对基民盟的“稳定和更新”承诺的信心。在一个瞬息万变、几乎每天都面临重大新挑战的世界中，那种提供更多可靠的旧结构并成为稳定的灯塔的经典保守立场似乎不再有效。人们评论说，对欧洲来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德国基民盟未能及时站稳脚跟，将自己重建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温和保守党。这方面，人们曾经希望德国的保守派能够模仿奥地利人民党的道路，能够有一个像库尔茨那样年轻富有朝气的领导人重新恢复保守主义的吸引力。但作为2021年联盟党候选人的拉舍特显然不是这种人物。而大选失败后，一些重要的基民盟政客认为，该党的重塑应该以库尔茨的保守主义模式为导向。显然，对于这些人来说，库尔茨因政治丑闻而退出政坛无疑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实。

无论如何，对于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基督教民主党人来说，它取决于对两个关键问题的选择。一是在拉舍特失败之后，谁将成为其新领导人？二是与之相关，需要确定基民盟代表了什么？大选结束后，基民盟宣布，下一任领导人将由党员选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此举显示了该党寻求与变化的世界努力同步的意愿。在2021年12月进行的党领袖选举中，曾经作为默克尔政治对手并长期淡出政治舞台的“圈外人”的弗里德里希·米尔茨（Friedrich Merz）由于在党员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而当选基民盟新的领导人。其当选后直言要重建该党。

但同时也有人强调，也许更重要的第一步是重新定义“保守主义”这个词，只有这样，美国共和党才有机会再次成为现状的捍卫者，而不是主要的破坏者。基于对共和党主流派的极化趋向的反对，上述的复兴美国运动或许会成为促使共和党调整战略方向的一个契机。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涵为本文提供了宝贵资料，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