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 − 经济 − 文稿 − 报告 − 宣讲家网

新形势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王一鸣_副本

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时明确将“实现高质量发展”包含在内，突显了高质量发展对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正在改变国际分工原有的“中心—外围”结构，成为影响大国兴衰的关键力量。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

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攻关期，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经济企稳回升，但动力仍不强劲，国内需求不足，矛盾仍然突出，经济体系负债表的修复仍需时间，房地产市场仍处在调整之中，人口负增长带来新的挑战。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面对新形势，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四个关键的着力点。

第一，要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什么是经济发展质量？从宏观层面看，主要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条件和边际产出发生改变，也就是生产函数发生了变化，同时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持续强化，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高速增长阶段那样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2022年我国人口净减少85万，劳动力人口逐年下降，土地资源也越来越稀缺，靠要素投入这个条件发生了变化，必须转向更多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对冲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稳定投资的边际产出，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缓解资源压力，减缓过去积累的风险。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的发展质量要逐步赶上发达国家水平，全要素生产率就要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来提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放缓。虽然最近几年有所回升，但增速有限。中国要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不仅要争取以较快速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质量的提升，来带动汇率水平的提升。

一般来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意味着达到了初级发达国家水平，达到3万美元意味着迈向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超过4万美元就是高度发达国家。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万美元。要迈过2万美元的门槛，到2035年我们要实现4.8%的增速。过去三年的年均增速为4.5%左右，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为5.2%。如果按照前高后低的增速规律来看，达到4.8%的增速是很不容易的。

要想迈过发达国家门槛，就要达到4.8%的经济增长。如何能够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需要价格因素和汇率因素发挥作用。从过去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汇率水平的提高。

第二，要着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11名，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是前30位当中唯一的新兴经济体。

如果把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评判标准，按照创新指数前五位的指标一一对照，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后，不仅在创新指数上还会有明显上升，而且在科技研发、原创能力、人力资本水平等方面都会有新的突破。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位置迅速提升，已经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我们在一系列领域都实现了新突破，但是与科技强国这个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短板和弱项。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较为薄弱。2022年中国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经费的比重是6.32%，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18%左右相比，中国的差距还很大。尽管“十四五”规划提出基础研究占R&D经费比重提高到8%，但依然存在一定差距。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迅猛发展，科技创新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中国一定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他所在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要更好统筹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实现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创能力的战略性突破，塑造科技创新的新优势。

第三，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努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产业体系，中国也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中国的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宽而不深，总体上还处在价值链中低端，产业链、供应链还存在不少堵点、卡点。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调整，以及个别西方国家推进“脱钩断链”的做法，要求中国必须把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首先，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传统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同时，还要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前沿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运用，培育壮大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此外，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智能制造生态。工信部也在推动“5G+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模式，推动中国产业发展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

第四，要着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努力实现“双碳”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从全球碳排放的轨迹看，许多早期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就实现了碳达峰，但达峰之后碳排放的下降速度十分缓慢。

中国是全球碳排放大国。中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源效率偏低，给实现“双碳”目标带来更多挑战。未来特别是2035年前，我们要实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关键还是要实现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而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能源的低碳转型与能源安全的关系，2022年因为能源保供稳价，煤炭和火电装机又有所增长。从更长的时间看，怎么把控好能源低碳转型和能源安全的关系，这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课题。

从传统能源视角看，中国能源资源基本特征是富煤、缺油、少气，但从新能源的视角看，中国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储量丰富，所以我们对能源评价的视角要发生变化。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等优质化石能源难以自给，石油能源的对外依存度高达70%以上，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达40%以上。长期依靠石油、天然气，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具有很大的外部风险。因为要减碳，长期依靠煤炭又不可持续，但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可以保障中国能源的长期可持续供应，同时也可以逐步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我们的战略方向就是要加快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从趋势看，中国碳排放达峰后很可能也会形成一个平台期，还可能出现多峰突起、波动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推进碳减排的进程。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使化石能源的逐步退出建立在可再生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逐步提高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等发电装机比重，更好发挥零碳能源在保供增供中的作用，实现碳达峰后稳中有降的目标。

我们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以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中国的质量变革，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