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纠正三种错误认识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也因此产生了一些议论，比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一时兴起的”“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现代社会，领导干部亲自开展调查研究没必要了”“在数字化社会，传统的调查方法过时了”等，这些观点虽然不成气候，但其似是而非，易混淆视听，具有一定危害。为了澄清认识，统一思想，更好地贯彻落实“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们需要对一些错误认识作出辨析回应。

大兴调查研究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

《方案》出台后，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临时的“运动式”活动。也有个别党员同志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真当“一阵风”，持“避风头”的心理，在行动上左顾右盼、等待观望，只说不做，导致调查研究无法有效开展。

一方面，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确实是党基于现实的需要而提出并强调的，正如《方案》中所指出的：“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但另一方面，调查研究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常规方法，而不是什么“一时兴起”。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个任务问题，将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中国国情和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工具。通过调查研究，党认识到占全国人口七成以上的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并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新转向。1930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树立起了“调查研究”在党内的话语权，并强化了“调查研究”在党开展自我革命中的工具价值，为中国共产党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重点围绕土地改革和民族工作，以及基层社会发展实情等开展了多次大型调查。1960年末至1961年上半年，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和身体力行下，在全党特别是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中兴起的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活动，形成了一股浓厚的调查研究风气，解决了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1961年还被确定为实事求是年和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成为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种重要形式。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致力恢复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派代表团前往西欧五国就经济、技术发展情况开展深入考察调研，对内也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经济结构问题以及经济理论方法问题开展部署调查研究工作。改革开放以来，为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历史问题，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等党的领导人都将调查研究摆在全局的高度进行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方案》明确提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成为增强新时代党的执政能力的应有之义。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调查研究贯穿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在帮助党认清国情现状，解决现实问题，明确目标任务的过程中起到了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面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建设目标和任务，适时将调查研究从描述性调研、革命探索性调研、执政摸索性调研向整体统合性调研转变。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以及奋战新征程的重要法宝。因此，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通过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举。

总的来说，调查研究是一种常规性方案而不是临时性运动，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对调查研究持之以恒，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方案》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不是现在才需要，更不代表是“一阵风”，而是一种强调，是对调查研究工作的一种重视。

做好调查研究是党员干部的重要责任和重要素养

个别党员存在一种错误认识：调查研究是重要的，但自己不需要学习了解，应该交给专业调查机构或者专业人士去完成，美其名曰“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他们认为，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现代社会，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并不是调查研究的专业人员，他们可能不精通调查研究方法，很难做好调查研究，参与调查研究只是徒增负担；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可能导致“走秀式”形式主义调查研究，或者名义上承担调查研究任务，实质上却由秘书或下属去替代完成了。

秉持“专业分工论”从而逃避调查研究的具体表现包括：有的党员干部走不出“文山会海”，强调工作忙，很少下去调查研究；有的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不深入实际生活；有的自认为熟悉本地区本部门情况，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反应不敏锐，对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应对不得力；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种“专业分工论”的错误观点和表现反映了个别党员干部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不足。

调查研究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功，是做好基层工作、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总结：“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方案》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履职本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党员干部只有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调查研究应贯穿于了解情况、作出决策与政策落实的整个过程。

学习掌握调查研究的本领并成为调查研究的实践者是党员干部的必备素养。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曾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新时代，正确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科学判断形势、正确决策，变得更加重要。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学习掌握好调查研究方法，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党员干部只有真调研、深调研，亲自调研，力戒“调研秀”“问题秀”“成果秀”，才能查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而不能以调查研究的分工替代论为幌子，让他人调查，自己坐在办公室里读报告，看间接材料，这样很容易被误导，脱离实际。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努力提升调查研究能力来改进工作作风并提高决策能力。

调查研究是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更高水平的调查研究能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科学的调研方法，才能真正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开展调查研究要与时俱进地应用多种方法

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数字化社会来临了，人们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沟通互动，记录自己的喜怒哀乐，传统上以访谈、观察以及开调查会（座谈会）为主的调查研究方法面临着社会和技术变革带来的多重挑战。因此，有些人认为，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已经过时了，甚至调查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它将被来自互联网的大数据分析和各种痕迹状况记录信息分析所取代。

诚然，在当今社会与技术变迁背景下，调查研究需要在方案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流程上进行方法创新，如网络调查及大数据分析等。但新方法的使用并不能用来否定传统的方法。调查研究方法是一个综合开放的系统，可以“纳新不弃旧”地获得创新发展。这些传统的调查方法同样还具有现实适应性。

事实上，调查研究是否有效，不取决于调查方法的新与旧，而取决于是否采用了合适的调查研究方法，是否保证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性。任何一种调查研究方法都有其优缺点，有其适应条件与要求。毛泽东同志早期经常使用的调查方法，包括典型调查和一对一、面对面深度交谈等，更能够与受访者建立信任关系，听到他们的心里话，把问题聊深聊透聊彻底，这对于探索了解陌生情况、深入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具有重要价值。这提醒我们，在实施推进某些战略方案前，需要对试点示范单位或地区进行典型调查来积累经验。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为了将这一经验更好地学习、形成理论认识并实施推广，对枫桥镇的典型调查就是必不可少的。

调查研究不仅需要党员干部具备满腔的热忱和诚恳扎实的作风，主动和群众交朋友，还要采用科学的方法，保证调查研究的科学性。每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背后都有其可靠的科学理论逻辑，观察访谈时的微观心理、典型调查的个案推论，问卷调查的抽样方法等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逻辑来建构的。大数据分析的逻辑与典型调查的逻辑可以并行不悖，定性调查与定量调查也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共产党人开展调查研究，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那么解剖典型就应该使用解剖典型的方法，了解全局就应该使用了解全局的方法，不能厚此而薄彼。

调查研究的有效开展需要根据调查研究的目的综合采用多种调查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调查，其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具有开放性。同时，调查研究方法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运用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的同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当下，我们要借助网络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来补充完善调查研究方案，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提升调查研究能力。

新时代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着眼点

党治国理政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调查研究，从调查研究中获取可靠的一手资料，从而制定出符合民之所需的政策方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人民群众观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理论原则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以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方案》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具体要求。“临时运动论”“专业分工论”“传统过时论”等都是对党中央号召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精神的背离，面对这三种错误认识，我们需要与之进行理论斗争。同时，基于三种错误认识中体现的部分现实性或合理性因素，我们也应加以辨析，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方法，切实有效地推进各项调查研究工作。

第一，跳出运动式治理思维，致力于建设长效化、常规化的调查研究机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跳出运动式治理思维是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重要举措。调查研究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功，因此更需要建立长效化、常规化的调查研究机制，从而为各项政策的实施打好基础。“运动式调研”常常是短期、临时的行动，与形式主义相伴，重面子、轻实效。“运动式调研”虽然有时可以弥补常态化调查研究的不足，但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悖。我们需要建立制度化、常规化的调查研究机制，发挥数据管理局、统计局、调查队等数据信息管理及采集机构的功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每年均需要围绕其中心任务，抓好调研工作。在调研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切入点进行选题，聚焦工作难点痛点堵点，增强调研针对性，在工作一线发现问题、提出对策、寻求突破。

第二，发挥调查研究专家优势，组织联合调研共同解决实际问题。调查研究要坚持求真务实，坚持向人民群众学习，坚持点面结合、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原则方法，调查研究要统筹好调查的基础环节和研究的深化环节，需要充分重视并调动各种相关主体和力量开展调查研究。调查研究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同时调查也是一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活动，各大高校、媒体、智库机构等都是可以依靠的重要调查力量。许多重点高校都设立有社会调查中心或者相关的调查机构，由政府部门协调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联合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可以有效发挥专家学者的智力优势，促进实际工作部门与调查研究专家学者的交流碰撞，提升调研整体质量和水准。

第三，完善党员继续学习培训体系，将调查研究方法纳入必学内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需要多管齐下。除了领导重视外，还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调查研究技能学习培训，将调查研究方法作为必学内容纳入到各类学习培训活动中，广泛开展有关调查研究的培训与讲座，邀请有相关经验的专家学者或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方法培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调查研究的意识与能力，帮助他们开展 “合适的调查”“正确的调查”。当下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党治国理政中时刻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真正做好调查研究，了解现实情况，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对此，广大党员干部和有志于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既要掌握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也要对调查研究方法常学常新，善于灵活运用网络调查和大数据分析，将典型调查与大范围调查相结合，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诊断调查。

（作者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中南大学社会调查与民意研究中心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共产党环境治理实践历程与经验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2BSH03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董海军：《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历史、理论与实践》，《人文杂志》， 2022年第5期。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