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消费发展:现状、比较及建议

服务消费发展:现状、比较及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消费占居民支出比重稳步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为10590元,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3.2%。服务消费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方向,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力量,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对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服务消费的特点与发展现状

2019年以来,我国人均GDP连续四年超过1万美元,服务消费随之迅速发展,表现为居民服务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等。

服务消费的内涵与特点。一般认为,服务消费是指居民全部消费支出中用于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非实物性的服务费用总和①,与之相对应的是实物消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对服务消费作了界定,认为服务消费是“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服务消费比重提升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②,其研究通常和消费结构紧密相关。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需求可以分为低层次需要和高层次需要,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消费需求就会向更高层次发展。因此,消费结构升级规律表现为由生存型消费主导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主导转变。服务消费相对实物消费而言,更多是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中的比重随经济发展而上升。工业化初期,消费大都用于满足简单劳动力再生产,消费结构以生活必需品消费为主,③服务消费占比不高;工业化后期,服务消费快速增长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升;后工业化阶段,服务消费占绝对主导地位④。

从经济学角度看,服务消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服务消费较普通商品有更高的可替代性,并随着收入变化呈现出差异。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服务消费的可替代性低于低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人们通过自我提供服务的机会成本越高,且越难以通过自我提供服务获得满足。二是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往往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收入越高,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越高,生存型消费占比越低。三是服务消费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这体现为服务消费更容易受收入变化影响。当收入增加时,服务消费较实物消费会更快增加;当收入降低时,服务消费更容易下降。这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物消费大多具有必需品特征,服务消费则大多具有奢侈品特点,对收入变化更为敏感。

服务消费发展现状。第一,服务消费水平不断提升,增长潜力大。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时,居民服务消费需求将大幅增加;当人均GDP达到1.5万美元时,服务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85698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12741美元,连续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⑤,迈入服务消费快速发展并成为主导消费的过渡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越来越注重健康、营养休闲和娱乐,追求消费体验和享受,我国服务消费步入发展快车道。2013—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由5246元增长到10590元,增长101.9%。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服务消费增速高于人均消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展现出强劲发展动力和巨大发展潜力。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服务消费规模和水平将进一步提高,服务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提升。

第二,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结构呈现分化。2013—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由39.7%提升到43.2%,提升3.5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高,居民消费结构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为进一步分析服务消费内部结构,笔者将饮食服务、住房维修及管理、水电燃料及其他、家庭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服务、其他服务等十项视为服务消费的分项消费。研究发现,我国服务消费结构呈现出分化特征,突出表现为教育支出和文化娱乐支出之间的分化。2013—2021年,教育占服务消费的比重上升3.69个百分点,而文化娱乐占服务消费的比重下降4.42个百分点。居民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以教育为代表的发展型服务消费日益受到重视。

第三,数字技术与服务业融合加深,数字经济赋能服务消费发展。随着数字经济与居民日常生活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赋能服务消费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从供给侧来看,数字经济与服务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其中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44.7%,比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高20.7%和34.2%。⑥2022年,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较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高0.4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数字经济与服务业的融合速度快于其他产业,数字经济推动服务业数字化、信息化和在线化,带动服务消费转型升级。从需求侧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明显的“长尾效应”,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需求,助推服务消费发展。数字经济催生在线旅游预定、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外卖等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服务消费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发展,更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释放服务消费增长潜力。

服务消费发展的比较分析

城乡服务消费发展比较。第一,城乡服务消费差距快速缩小,农村服务消费发展潜力大。2013—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消费由7706元增长到13723元,增长78.1%;农村人均服务消费由2567元增长到6358元,增长147.7%;城乡人均服务消费支出比由3.00下降为2.16。农村服务消费增速明显快于城镇,相对差距不断缩小。随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农村服务消费加速发展,展现出较强增长潜力。同时,疫情对农村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弱于对城镇居民服务消费的影响,农村居民服务消费表现出较强韧性。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城镇化率稳步提升,城镇地区仍然是服务消费发展的“主战场”。

第二,城镇居民服务消费呈现出“泛服务化”特征。以交通通讯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居民代表性服务消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2013—2022年,城乡服务消费差距比交通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差距大(见图1),说明造成城乡服务消费差距的主要因素不是传统代表性服务消费,而是其他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单纯的服务消费很难满足多样化的发展和享受需求,服务消费与实物消费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这意味着,收入水平较高的城镇居民正由服务消费走向消费服务化,表现出“泛服务化”特征。这种“泛服务化”使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不仅主要体现在个别代表性服务消费支出方面,而且体现在日常生活消费的各个方面。消费服务化或者消费“泛服务化”是城乡服务消费差距的关键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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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表性服务消费是推动农村服务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农村居民人均代表性服务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之和)占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高于城镇居民人均代表性服务消费占比。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代表性服务支出占比为33.3%,比城镇居民人均代表性服务支出占比高2.3个百分点,2020年该数值高达2.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代表性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是推动农村服务消费发展的关键。进一步地,2013—2022年,城乡居民交通通信支出比由2.65下降为1.75,城乡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由2.63降为1.81,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支出比由1.70降为1.52。换言之,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等代表性服务消费是推动农村服务消费发展的关键。

不同区域服务消费发展比较。各区域服务消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末人口比重加权的服务消费计算而来。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自治区、直辖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同样,本文选取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作为代表性服务消费进行分析。

第一,服务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不断缩小。2013—2021年,东部、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均代表性服务消费分别由4993元、4297元、3156元、3355元增长到9285元、8005元、6760元和6962元,分别增长86.0%、86.3%、114.2%和107.5%。各区域服务消费水平均明显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服务消费水平更高,但增速相对较慢;中部和西部地区服务消费水平较低,但增速更快。东部与中部、西部代表性服务消费比分别从2013年的1.49、1.58下降到2021年的1.33和1.37。中西部地区服务消费快速增长,与东部地区差距不断缩小,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表现。

第二,东北地区人均服务消费倾向更高,偏爱医疗保健消费。从消费倾向来看,2021年中部、西部、东部和东北地区人均消费倾向分别为70.2%、71.9%、65.8%和68.7%,整体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其中,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消费倾向最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消费倾向更高。2021年,中部、西部、东部和东北地区人均代表性服务消费占比分别为33.5%、33.9%、31.0%和35.9%,东北地区服务消费占比较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分别高2.4、2.0和4.9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表现出更强的服务消费意愿。相较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在医疗保健上花费最高,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均长期稳定高于其他地区。2021年,东北地区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2440元,高于东部地区的2296元;东北地区人均医疗保健占比为30.5%,较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分别高2.9、1.9和5.8个百分点。

第三,新冠疫情对服务消费影响中长期化,相对而言,东北地区受影响最大。疫情对各区域服务消费均产生明显影响,对东北地区居民服务消费影响尤为明显。2020年,中部、西部、东部和东北地区人均代表性服务消费分别为5859元、5886元、7814元和6353元,较2019年同比下降7.9%、4.9%、9.3%和16.7%。各区域服务消费均受疫情不同程度的影响,东北地区受到的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相对于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受影响最大。2020年,中部、西部、东部和东北地区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分别为1906元、1733元、2396元和1788元,较2019年分别同比下降17.5%、12.9%、20.3%和32.6%。同样,东北地区教育文化娱乐消费较其他地区受影响更大。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其大都为接触性服务消费,并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同时,疫情对四大区域居民服务消费产生持续性影响。具体来说,疫情期间居民消费率以及服务消费占比均明显下降。虽然服务消费在2021年出现明显反弹,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但服务消费占比却仍低于疫情前水平。这说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对未来的预期,降低了服务消费意愿,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服务消费发展的国际比较

本文选取美国、日本、墨西哥分别代表发达国家、亚洲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对比分析中国与这三个国家的服务消费差异。考虑数据可获得性,这里同样选取教育、休闲娱乐、通讯、医疗保健和交通消费作为代表性服务消费进行分析。

第一,中国后发优势明显,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从图2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占比相对稳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服务消费占比基本保持稳定上涨趋势。2000年,中国代表性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为25.0%,较美国、墨西哥和日本分别低17.56、3.5和3.5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中国代表性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高,并赶超日本和墨西哥。2021年,中国代表性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为32.7%,高出墨西哥和日本3.9和5.3个百分点,与美国差距缩小到11.6个百分点。中国的服务消费起点较低,但发展较快,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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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教育支出占比较高,服务消费结构分化。2013—2021年,中国教育消费支出占服务消费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同时,中国教育消费占比还呈现出上升趋势。相比之下,美国、墨西哥和日本教育消费占比相对平稳,和服务消费整体发展趋势较为一致。从休闲娱乐支出占比来看,日本的占比最高;美国的增速最快;墨西哥的增长相对平缓;中国的占比最低,且占比下降明显。中国休闲娱乐支出占比下降和教育支出占比快速上升几乎同时发生,说明教育消费占比过高和过快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休闲娱乐消费。交通和教育支出在服务消费中占比最高、增长最快,休闲娱乐占比最低、下降最快,服务消费结构呈现两极分化。

第三,数字技术发展推动通信成本下降,通信支出占比与服务消费结构升级呈反向变动。各国通信支出占比的变化趋势相对一致,均整体不断下降,通讯支出占比下降可能与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通信成本持续下降相关。通信支出占比与其他分项服务消费占比变化趋势存在明显差异,与服务消费结构升级呈反向变动。2020年,各项服务消费支出均受疫情冲击不同程度下降,通讯支出占比呈现出上升趋势,同样与服务消费结构升级呈反向变动。疫情冲击下,通讯支出占比上升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其他服务消费增速明显下降的情况下,通讯支出比重会相对上升;另一方面,通讯消费几乎不依赖人与人的接触,当线下消费被迫减少时,由于替代效应其消费需求甚至会增加。同时,在数字时代,通讯消费成为居民的必需品,收入弹性相对较小。

我国服务消费发展面临的机遇

经济长期向好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为服务消费发展夯实基础,服务消费热点频发,数字经济催生服务消费新业态为服务消费发展带来机遇。

第一,经济持续发展奠定服务消费增长基础。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增长是服务消费扩容提质的重要保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59303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77.2%。同时,居民收入和消费稳步增长,服务消费增势强劲。2023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72元,比2022年同期名义增长6.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739元,比2022年同期名义增长8.4%;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2.7%,明显快于全部消费支出增速。2023年“五一”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服务消费有望持续提升。

第二,数字经济催生服务消费新业态。数字技术和服务业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催生出服务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拉动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数字技术与居民日常生活融合程度的加深,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深刻改变着居民的生活,在线消费、共享消费成为服务消费的重要趋势。网络新闻、网络音乐、网络游戏、在线旅游、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办公、在线健身、共享出行等服务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的用户规模仍稳居前三,网约车、在线旅行预订、网络文学等用户规模实现较快增长。⑦数字经济深刻影响、改变着服务消费,庞大的互联网用户规模为服务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第三,新热点推动服务消费持续增长。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居民消费观念发生较大变化,花钱买快乐、买体验、买健康成为新趋势,健康消费、旅游消费等推动服务消费稳步增长。同时,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居民更加重视健康,推动居民健康消费理念由“治已病”向“防未病”转变。健康监测、健康食品、休闲健身等主动健康消费成为热点服务消费。未来,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健康养老、康养理疗等健康服务消费也将迎来历史性机遇。此外,旅游消费尤其是夜间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服务消费新热点和新趋势频发成为促进服务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

推动服务消费发展的对策建议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服务消费水平。一是稳定居民预期,增强服务消费意愿。一方面要稳定居民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提高居民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信心;另一方面,稳定居民预期的关键在于稳定居民收入预期。收入是消费增长的基础和关键,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有良好预期才更愿意消费、更敢消费。二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增强服务消费能力。预期改善是服务消费增长的前提,收入增长是服务消费增长的保障。通过建立收入增长长效机制,健全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体制机制,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来源。三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服务消费规模。要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居民消费意愿,推动服务消费发展。

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培育服务消费新热点。一是推进数字经济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服务业结构优化调整。一方面,推动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推动娱乐、教育、医疗、旅游等重点领域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形成智慧生活、智慧健康、智慧养老、智慧交通和智慧出行等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培育在线音乐、在线娱乐、在线直播、数字影视和网络文学等新型服务消费。另一方面,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进程,扩大有效供给。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为依托,更好发挥现代服务业对高端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提高生产能力和效率,扩大有效供给。二是推动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服务消费新热点。推动服务业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融合发展,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更高水平、更多样化和更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重视开拓下沉市场,释放服务消费潜力。一是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激发农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服务等传统服务消费为重点领域,推动和引导城市服务资源下沉,丰富农村服务供给种类,释放农民服务消费潜力。从需求端来看,收入水平不高是制约农民服务消费的主要原因。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农民服务消费增长提供保障。二是激发银发市场消费活力。有研究发现,老年群体较其他群体倾向于进行更多服务消费。关注和满足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创新发展老年教育和老年文化消费,探索创新医养、康养举措及养老服务模式,提高老年群体服务消费能力。三是激发中西部等地区服务消费增长潜力。中西部地区服务消费占比较低,发展空间大。以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长沙等城市为重点,积极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和建设,促进服务消费发展。同时,发挥大中城市对周边小城市的带动作用,优化周边小城市对大中城市的支撑和服务功能,以点带面、以面促点,提升区域服务供给和消费能级。

强化服务消费保障,优化服务消费环境。一是优化服务消费硬环境,提升居民服务消费可及性。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提升公共交通可及性。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信息服务能级和水平。完善休闲、文化、娱乐、体育场所建设,满足居民日常服务需求。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大农村、中西部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二是改善服务消费软环境,保障居民服务消费权益。坚决打击虚假广告、网络欺诈、泄露信息等行为,畅通消费者投诉和维权渠道,加强惩处力度、规范服务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重视标杆和榜样的积极引导作用,开展服务业标杆企业评选、创建和培育。出台各类服务标准,增强服务品牌意识,稳步提升服务质量。公布世界一流、国家一流、区域一流服务标准和服务指南,促使企业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龙燕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居民消费发展的驱动机制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72033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绿色消费的内涵刻画、指数测度及发展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873107)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夏杰长、毛中根:《中国居民服务消费的实证分析与应对策略》,《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②叶胥、杨荷、毛中根:《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农村消费升级:国际经验与政策启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③徐紫嫣:《人力资本积累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关系探究——基于服务消费与技术创新的双重视角》,《改革》,2023年第2期。

④张颖熙、夏杰长:《以服务消费引领消费结构升级: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⑤数据来源:根据统计局公布的人均GDP和2022年对美元平均汇率计算而得。

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网,2023年4月。

⑦《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网,2023年8月28日。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张弛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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