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应对危局困境的历史实践及启迪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

党的一大之后，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精力首先投入到开展工人运动上，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然而，“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革命事业面临工人阶级力量不足的困境，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党需要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同盟军，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共同进行民主革命。中共三大在经过两天激烈争论后决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根据中共三大会议精神，我们党发动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推进并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革命军建立，通过北伐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使得中国革命呈现出一个新局面。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革命高涨之际相继发动了一系列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事业陷入低潮。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不要坚持革命”“怎样坚持革命”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道历史难题。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提出了整顿队伍、纠正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的任务。伴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的爆发，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中点燃“星星之火”，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科学的革命方针指导下，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一个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形成革命胜利的燎原之势。

然而，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着生死危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得以领导红军主力胜利完成长征，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为领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展壮大人民革命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党决定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抗战。与此同时，在党内出现了向国民党无原则迁就让步的右倾错误；在党外存在着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恶劣行径；此外还有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的“清乡”和“扫荡”。这些重大问题构成了新的危局和困境，如何应对和化解直接关系着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党内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经过抗日战争和延安整风的洗礼，党的七大标志着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精神上彻底巩固成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然而，国民党反动集团不顾人民要求，调集重兵包围、进攻解放区，其假和平、真反共的面目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究竟要不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又一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面对全面内战，中共中央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正确策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筹指挥下，中原解放军突出重围，华中野战军七战七捷，晋冀鲁豫解放军诱敌深入大量歼敌，东北民主联军加紧部队整训和根据地建设，战争形势不断朝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后，中共中央面对新的形势决定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英勇作战，转入战略进攻，进行战略决战，向全国胜利进军，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国内外双重考验下，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能否管好国家，成了我们党需要应对的首要挑战。对此，党中央积极采取行动，对内先后进行大规模剿匪作战、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维护和巩固了政权稳定；对外在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基本外交方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坚决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混乱局面在短时间内便得到了有效缓解，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均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就确定的奋斗目标。面对崭新的局面，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由此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如何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党需要应对的第二个挑战。1953年，党在充分把握国家发展新情况的基础上，采取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其正确指引下，到1956年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党面临的第三个挑战。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后续任务，应对国内外双重挑战，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迎来了工作重心发生战略转移的历史转折期。此时党面临着如何回答“要不要改革开放”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进行拨乱反正，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高屋建瓴地擘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六大，是回顾成就、总结经验进而展望新世纪的历史过渡期。这一时期党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的曲折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分崩离析，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途阴云笼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来自国际的外源性经济风险与国内的发展性经济风险并行交织。面对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外交、军事危机频发等，党中央当机立断采取措施、迅速开展治理整顿，防止敌对势力产生的消极影响持续蔓延，旗帜鲜明地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到党的十八大，是千帆竞发、开辟发展新局面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党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是如何冷静应对新世纪初期各领域呈现的新情况、新面貌，正确回答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20世纪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消退，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又导致了覆盖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破坏性更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引发的实体经济危机在全球蔓延；2003年肆虐蔓延的非典疫情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震级里氏8级的特大地震，灾后重建、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和诸多遗留问题需要科学统筹、及时解决。与此同时，事关国家根本利益、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国际突发事件也需妥善处理。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外金融风险持续升级的危急关头，果断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出台并贯彻实施了扩大政府投资、降低税费、拉动内需等为代表的“一揽子计划”，竭尽全力保护党和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果、保障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物质生活条件，带动国内经济运行稳步回升、向好发展；面对国内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和疫情，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最大限度降低人民群众的损失。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中战胜艰难险阻、应对风险挑战，实现了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迈入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进入新时代，为完成“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面对党内、国内和国际上多维度多样化的问题造成的前所未有严峻复杂的危局困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接续历史奋斗，回应了时代条件急速变化带来的一些新问题，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在有效应对党内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是要先解决好党内问题。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居安思危、时刻警惕，不断发扬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有效应对国内各项风险挑战的过程中，我们党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解决方案。进入新时代后，我国不仅面临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生成的新问题和新困难，而且在新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在这些风险挑战面前，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党和国家事业进行科学完整的部署，成功探索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各领域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有效应对各方面问题。党在化解各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求的道路，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使我们在新时代经受住了这些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考验。

在有效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过程中，我们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牢牢把握住我国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应对危局困境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面对危局困境时防范和化解风险挑战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一是在政治战略层面上，党能够在危局困境中把握不同阶段的历史主题，为推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指明发展方向、提供正确路线。二是在思想引领层面上，党能够在实践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我们在应对危局和困境时始终有最新的科学理论引领思想、应对问题。三是在组织力量层面上，党能够充分发挥、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拥有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优势，特别是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党能够统一领导各级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中央的各项决策能够快速部署落到实处，各方力量由此得以快速整合。四是在团结人民层面上，党能够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汲取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在成为人民群众主心骨的同时紧紧依靠人民，在百年奋斗的危局和困境中真正团结起无坚不摧的历史合力。

第二，时刻保持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而是可以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统筹“两个大局”，反复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结合世情国情党情提出一系列新的时代问题，意在从最坏处着眼、朝最好方向努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历史自信赢得复兴路上的历史主动。

第三，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党百余年来面对的危局困境，从来不是零散的、没有关联的，而是互相联系、错综复杂、持续变化的，因此必须运用系统化、整体化、协同化的思维和观念来破局，在复杂的时代条件下厘清中心任务和战略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应对好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风险挑战，这也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第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从建立中国共产党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实行改革开放到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代代共产党人凭借伟大斗争精神建立并拓展党的事业、争取并赢得最终胜利，构成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党的伟大斗争精神不仅代表着敢于斗争，还代表着善于斗争，在深入分析斗争形势的基础上善于运用并合理选择斗争的方式方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而把握斗争关键、赢得斗争胜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注：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资助，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