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基本内涵、根本途径和重大意义（2）

（一）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

我们党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熟认识。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喀麦隆总统、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全国主席比亚时强调：“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创新党的理论创新历史经验，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这是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发展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结合”内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一重要概念虽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提出来的，但是“两个结合”的历史实践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从词义上看，“中国具体实际”指的是基本国情、发展阶段、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条件要素有机统一的整体，“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内在包含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的价值主张。

举几个例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比如，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评价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原意指的是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长期实践中把实事求是的内涵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重新阐释，形成了现在意义上的实事求是，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这也是“两个结合”的内在体现。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讲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也是带有鲜明民族特点的中国的文化，“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两个结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在逻辑的最新表达和集中概括。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从“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从过程层面看，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史无前例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解决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更要解决如何枝繁叶茂的问题，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深植中华文化沃土，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养分。

二是从结果层面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从这个层面上讲，“两个结合”作为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具有独特内涵和标志性意义，它体现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概括，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的重要依据。面向未来，“两个结合”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高度共识和基本思路。

（二）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科学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生活的理论，是存在并发展于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历来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这一重要论断构成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总原则和总依据。

从这个逻辑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以下三种因素的适配性和互动性：

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是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空前危机为条件的，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回顾党的百年思想历史时所指出的，“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毫无疑问，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必然会以一定的民族形式展现出来。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具有时代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时代性条件的巨大变迁和深刻变革日益成为“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时代性难题。

三是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发展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发挥作为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伟力，为完成中国共产党担负的伟大社会革命提供理论指导。反过来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需要相结合，才能产生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才能焕发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

综上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从民族复兴、时代要求、实践发展等方面深刻分析和深入阐释“中国具体实际”的复杂性，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科学方法和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