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血肉长城！敌后战场的中流砥柱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的抗日救亡浪潮，逐步调整了对国民党的策略。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明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向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这是共产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毛泽东同志等人写信给蒋介石情真意切地提出：“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面对日本的进攻，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并得到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国共两党就一些重要问题取得初步共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日本进攻上海后，国共合作的进程进一步加快。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二）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和共识，迅速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共御外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武装以及解放区人民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他们在极端艰苦困难的不利条件下，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在敌后战场英勇杀敌。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并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天激战，歼敌1000余人。这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民心士气。八路军120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到忻口的补给线。129师奇袭山西的阳明堡机场，炸毁敌机24架，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11月，八路军在河北涞源县黄土岭伏击日军，共歼灭日军900余人，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被炮火击中而毙命。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历时三个半月，八路军100多个团40万人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共作战1800余次，毙伤日军2万多人、拔掉据点2000多个，破袭日占铁路、公路2000公里，沉重打击了日本军队。
在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自恃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认为中国不堪一击。日本军部多次扬言，一个月或两个月、顶多三个月打败中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空前的民族危机，唤起了中国人民空前的民族觉醒。面对亚洲头号强国日本，中国军队英勇抗战，给日本帝国主义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挫败了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
（三）全民族英勇抗战
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抗日战争与中国近代任何一次反侵略斗争都不同，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国的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前赴后继，形成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磅礴气势。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中国各民族人民都投身到抗日洪流当中。
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虽身在国外，却心系祖国，在财力、人力上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战。在抗战中，海外华侨组织了各种救亡组织649个，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战。1938年10月10日，以陈嘉庚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成为南洋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1937年8月，美洲华侨成立了“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欧洲各国侨胞成立了“全欧华侨抗联会”，他们积极募集款项，支援抗战。
毛泽东同志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铸就了坚不可摧的抗战力量，这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重要保障。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民族觉醒、民族团结空前提高，民族凝聚力迅速提升，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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