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人民军队如何做好卫勤保障

卫勤保障是军队卫勤机构在部队人员的伤病防治、健康服务等方面组织实施的保障，是部队作战能力的重要基石和后盾。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卫勤保障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为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一，竭尽全力开展战伤救治。

抗日战争期间，对战伤的救治始终是卫勤部门的头等大事。从卫生勤务到治疗技术，从火线救护到晚期治疗，中心问题是防止创伤感染，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阵亡率、伤死率和伤残率。但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人民军队，先进技术和优良设备很难获得，创伤治疗技术进步不快，因此在战伤救治方面存在不少困难。

后来，广大卫勤人员学习了白求恩所著的《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结合长期积累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了加强火线救护、开展输血输液、早期清创、严密消毒、骨折固定、促进创伤自愈等为主要内容的“创伤新疗法”，组成战地流动医疗组深入前线，使战救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以1939年陕甘宁边区各医院的统计为例，伤病员治愈率增加了14.3%，残废数减少了11.8%，死亡数减少了1.5%。

第二，积极稳妥组织医疗后送。

战时卫勤保障最大的问题是抢救后送伤员。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注重加强对伤病员实施分级救治与后送，基本实现了对伤病员从负伤开始到转入相应救治机构的全过程管理。当时，团以下卫生机构人员都随部队行动，师的卫生机构在适当位置开设救护所或转运站。救治和后送伤员完全依靠军队卫勤力量是很难完成的，必须依靠群众支援。每次战斗前，部队都要组织好救护组和担架运输队，首先是组织机关的勤杂人员担负抢救伤员任务；其次是动员当地群众参加，负责担架运输。

由于前线不能进行手术，因此所有需要手术的伤员均需送往后方医院。部队距离后方医院较远时，就一村一村接力式传送，护送人员负责安排沿途食宿等事宜。最为典型的是平型关战斗中的医疗后送，广大卫勤人员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定把伤病员送到延安”的口号，沿途与伤病员同吃同住、精心护理，胜利完成300名伤员千里大转送任务，这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将重伤病员从前线转送到陕甘宁后方唯一的一次。

第三，未雨绸缪实施卫生防疫。

“军中无大疫，是谓必胜”，卫生防疫对保障战争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抗日战争时期，对部队健康威胁最大的是疟疾、伤寒、副伤寒、斑疹伤寒和回归热、痢疾、疥疮等传染病。针对严峻的防疫形势，各部队通过卫生流行病学侦察、疾病监测、预防接种、卫生监督、战场卫生管理，积极预防控制疾病和健康危害因素，有效促进和维护了广大官兵健康。

人民军队开展卫生防疫的举措可谓非常详细，宣传教育规定了8种具体方式，卫生建设对厕所、厨房、饮水、澡堂和垃圾（污水）坑均作了详细规定和要求，防疫接种在1938—1940年实现了痘苗和霍乱伤寒混合疫苗100%接种。正是这些举措的顺利实施，促使部队传染病发生率大为降低。

第四，主动作为展开卫生防护。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日军频繁使用化学武器的重点地区，给抗日军民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从1937年至1942年，八路军有3万多人中毒。人民军队卫勤力量根据生化武器威胁情况，针对性组织开展医学防护宣教和训练，综合运用装备器材防护、地形工事防护、免疫接种和药物预防等方法，积极预防和减少生化武器损害，有效保护官兵安全，保障作战任务完成。

1938年9月23至24日，日军向阜平进犯，遭八路军有力抗击，遂施放毒剂弹（筒）400余发，造成战士中毒，守军撤出战斗。对此，左权26日致电朱德和彭德怀，指出“在抗日战争日益顽强的发展中，敌之毒攻政策将要日益加激”，“除拟定的简单防毒办法，通令部队加紧防毒教育外”，提议“训练一批人员指导部队防毒工作”“立即大批制造简单防毒用具，分发部队备用”。这充分说明，我军对日军生化武器攻击的形势是高度清醒的，提出的举措也是务实有效的。

第五，综合施策加强药材保障。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在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坚持因地因时制宜组织实施药品、器材和医用耗材供应活动，但也经常遇到供不应求的情况。比如1940年，第129师第2纵队“作战与损失消耗无法补充”，卫生部仅存“药品约值500元”。为了解决药品供应的困境，人民军队通过设厂自制、多路径购买、接受社会捐赠和从日伪军缴获等在内的多种渠道统筹运用军地药材资源。

例如，抗战初期八路军自制药品数量较少、质量较低，到中后期自制药品供应量已接近甚至超过50%；1939至1942年间冀鲁豫军区通过进步人士和地下党的关系到日占区购买的药品，约占药品消耗量的70％至80％。通过多措并举补充药材，基本满足了军队伤员的用药需求，有效地提高了战伤治愈率，降低了残废率和死亡率。从1941到1946年，华北军区共收治伤员4.66万名，治愈率为68.6%，残废率为6.6%，死亡率为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