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外部因素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速调整，局部冲突与军备竞赛交织蔓延，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多重冲击；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曲折乏力，通胀压力、金融波动等风险传导效应凸显；国际规则体系博弈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带来诸多制度性障碍。这些交织叠加的外部变量，对我国“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风险应对要求。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与全球安全环境恶化

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安全形势最突出的表现是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地缘冲突易发多发。2025年6月，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是近80年来全球武装冲突数量最多的一年，全球36个国家共发生了61起冲突，其中一些国家同时发生数起冲突，今天的世界更加暴力，也更加分裂。乌克兰危机自2022年2月全面爆发以来已持续近4年，成为冷战结束后欧洲大陆最严重的军事对抗，它已不再是地区性的孤立事件，而是成为国际安全的“晴雨表”，在欧亚大陆上制造了一个难以愈合的“开放式创口”。

地缘政治的动荡、蔓延对我国的外部发展环境构成了基础性威胁。其一，冲突直接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威胁我国大宗商品进口安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触发全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大国博弈等连锁反应，导致关键物资供应中断、国际航道阻断风险加剧，推高我国经济发展成本。其二，动荡环境挤压我国战略运筹空间。在非洲、南亚等地区，海外中资企业频繁遭到各种形式的暴力群体性事件。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时面临更多地缘政治干扰，海外利益保护难度不言而喻。其三，安全困境削弱全球发展合作基础。各种新旧问题与复杂矛盾相互交织叠加，导致经济发展重要性紧迫性同发展环境脆弱性紧张性之间的张力持续扩大，使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多边主义方面面临更复杂挑战。其四，频发的地缘冲突会诱发极端主义思潮、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对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我国必须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折冲樽俎，其难度和风险显著增加。我国虽然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但动荡的外部环境无疑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如同在日益破碎的世界版图上一边弥合分歧，一边增强自身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塑造力。

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冲击全球经济秩序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美国政府在“本国优先”的执念下推动一系列单边关税政策，严重冲击全球经贸秩序，频繁“退群”致使全球治理失序失灵，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受到质疑。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因贸易壁垒而放缓，使得全球经济复苏更加乏力。其直接后果是2025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3%，延续了两年来的低迷状态，此次下降主要受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其跨境并购下降了18%，从而进一步恶化了投资者对全球政策稳定性的信心。

这一趋势对中国经济构成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外部挑战。首先，我国的外贸体系遭受直接冲击。作为中国经济“挑大梁”的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贸易大省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些省份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是中美经贸摩擦的最大承压区。保护主义壁垒不仅直接削弱了这些地区的出口竞争力，并对全国制造业体系和民生就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其次，有些国家对美国选边站，或对单边霸凌主义行为采取绥靖与妥协政策，导致贸易关系紧张升级。例如，墨西哥拟对中国等国征收50%关税，这样看似“自保”的行为相互传染，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当前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外部条件正在急剧变化，单边主义的蔓延使得我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的难度加大。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进程充满不确定性，我国在参与国际经贸治理时面临更多制度性障碍。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这种保护主义倾向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相互交织，迫使我国必须同时应对短期市场冲击和长期产业竞争的双重压力。一方面要稳住传统出口市场，另一方面要在新兴领域抢占制高点，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中保持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这些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推进对外开放，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同时，继续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与发展失衡加剧

全球经济的深层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动能的衰弱。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态势日益明显，全球贸易增长持续放缓。世界贸易组织10月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增速从4月预估的2.5%大幅下调至0.5%，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全球经济正在显示出增速温和放缓的迹象，且这一趋势将长期保持。这种增长乏力的背后，是主要经济体结构性改革滞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传统经济增长引擎如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减弱，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全球经济正陷入低增长、低通胀、高债务的困境。二是发展成果的严重失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球人类发展进程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放缓，2024年全球所有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均陷入停滞，贫富国家间的差距正在持续扩大。对于处于全球发展链条末端的国家而言，困境尤为深重，致使经济规模较小且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国家在分化的全球经济中逐步被边缘化。这些国家将面临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恶化的债务危机以及“无就业工业化”现象的蔓延，正在形成多重发展桎梏。

全球经济的疲软与失衡从宏观需求和合作环境两个层面影响中国。首先，全球总需求的萎缩和人类发展指数的停滞，意味着国际市场空间收窄，这将长期制约我国外贸的增长潜力，与我国正在发力的高水平开放形成对冲。尽管我国在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出口强劲，但国际市场需求持续疲软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刚性约束。其次，全球发展桎梏的加深，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以极端方式如“资源民族主义”等来解决发展困境，很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因就业、物价等问题引发严重的国内骚乱、动荡。合作伙伴国的债务危机和政治不稳定，会直接增加我国海外投资的风险，影响共建“一带一路”的质量与效益。最终，这种全球性的经济困局放大了深度合作的难度。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在“十五五”时期需要在帮助破解全球发展困境与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大国博弈复杂激烈深刻牵动国内发展

大国博弈的新变化在于其强度与深度的全方位演进。这种博弈态势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博弈领域从传统安全向经贸、科技、规则制定等全方位扩展；二是博弈方式从间歇性摩擦向常态化竞争转变；三是博弈影响从国际层面向各国国内经济社会领域深度传导。2025年前三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5.6%，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6.9%。中美贸易数据的急剧下滑不仅反映了关税措施的直接冲击，更揭示了大国博弈的激烈复杂程度。与此同时，科技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手段加强对华技术封锁，而我国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创新体系积极应对，2025年我国首次跃居全球创新指数第10位，成为首个进入创新指数前十的发展中国家，标志着中国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型势头。同时，全球数字化浪潮推动数字权力兴起，引发大国从传统物理域、信息域进入认知域竞争新场域，从“技术突破”进入“体系竞争”新阶段。这些变化表明，大国博弈已从战略层面的角力，全面渗透至经贸往来、科技竞争、产业政策等实务层面，成为一种需要常态化应对的国际环境特征。

激烈的大国博弈体现在其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传导上。首先，博弈的外在压力直接转化为国内的经济压力。对美贸易下滑使国内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业形势面临严峻考验。其次，这种外部压力正在倒逼将发展立足点短期内转到内部循环上。最后，这场博弈正在加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深层变革。一方面，外部科技封锁的压力强化了内部攻坚攻关的决心。另一方面，通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正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些变革的实质，是要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生动力，通过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筑牢在国际舞台上运筹帷幄的根基。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