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阳光穿云出

“觉悟”二字，似可概括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天津，在新思潮的唤醒下渐渐觉悟，进入觉醒年代。

“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这首诞生于一百多年前的《觉悟社社员歌》，今天听来依旧令人心潮澎湃。20位觉悟青年，给身处黑暗与绝望中的人们带来希望之光。

在天津博物馆，有一张珍贵的合影，让我们有幸一睹这些觉悟青年的风采——目光笃定，满怀信仰。这张落款“1920年8月15日天津”的照片，是觉悟社年会后的合影，也是唯一一张“全家福”。当然，这是一张不全的“全家福”，少了6人。据社员谌小岑回忆，他们或回家省亲，或求学海外，导致参会人数不全。

百余年过去，照片中的青年们早已离我们远去，但觉悟之精神永放光芒。

觉悟社：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诞生

步入天津市河北区宙纬路三戒里48号，冬日暖阳洒满了一座由青砖平房围成的合院。

表面看，这里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翻开历史的书页，却发现平静的院落曾是五四运动后天津先进革命思想的策源地，是天津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摇篮。由邓颖超于1986年题写的“觉悟社旧址”几个大字，时刻提醒着人们，这里曾发生过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919年9月2日，北京到天津的一列火车上，一群年轻人热烈地交谈着。他们是刚刚获释的天津赴京请愿代表，此前因声援山东爱国运动、要求惩办马良而赴京请愿，被北洋政府逮捕。

这次请愿活动的失败，让这些青年学生开始觉悟，认识到“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非根本上着手不可”。谈到今后天津开展爱国斗争的方略时，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郭隆真提出，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当紧密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

这时，一位英俊儒雅的男生进一步提出：应该学习北京的经验，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比学联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刊物，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这一建议得到一致赞成——这个“更严密”的团体就是觉悟社，这位器宇轩昂的男生就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周恩来。

回到天津后，周恩来积极奔走于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之间，与持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几天的辛苦筹备，9月16日，在草厂庵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一个崭新的爱国社团——觉悟社，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宣告诞生。为了表示男女平等，打破封建礼教束缚，男女社员各10人。

为了斗争需要，社员们决定不对外公开姓名，采用抓阄的方式，随机抽取号码，以号取名，作为通信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署名。他们在从1到50的数字中抽取代号，邓颖超抽到1号，以谐音“逸豪”作为化名；周恩来抽到5号，化名“伍豪”。在以后的革命生涯里，“伍豪”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化名之一。

《觉悟》：传播新思潮的先锋刊物

成立大会上，在周恩来的倡议下，本着“革心”“革新”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决定出版“一种为稍有知识的人看的小册子”。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研究的《觉悟》杂志就这样决定创刊了，大家将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命名为“觉悟社”。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主编不定期出版的《觉悟》。

《觉悟》创刊号定在10月中旬出版，后因接连发生请愿和双十节斗争，觉悟社成员投身革命洪流，忙于学生运动，而无暇顾及杂志出版，一再延期。等组稿、排版等工作完成后，又因当局视觉悟社为眼中钉，多次查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学生进步刊物，印社不敢承接代印。直到1920年1月20日才敲定印刷事宜，大约在1月底至2月初与读者见面。

这本近十万字的杂志，是建党前夕重要的历史文献。在发刊词《觉悟》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能够‘觉悟’，一切生物不能‘觉悟’。”《觉悟的宣言》更具有战斗性：“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最后号召：“我们的决心就是齐心努力向‘觉悟’道上走。努力！奋斗！”

值得关注的是，创刊号中有几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包括马克思的性格和爱好，唯物主义、工读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等。此外，《学生的根本觉悟》《“急先锋”的女子》等文章提出了学生的思想改造问题；追求男女平等，破除旧伦理旧道德等思想。所刊9首新诗分别由周恩来、马骏、谌志笃创作，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对白话新诗的积极探索。早在五四运动前夕，在日本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归国途中就写下新诗：“潇潇雨，雾蒙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娇妍。”

《觉悟》一经面世，在学界和知识分子中便引起很大反响。1920年2月8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中，有专门文章《介绍〈觉悟〉》，指出“凡是已经觉悟的或是还没有觉悟的人，都要看一看。”

《觉悟》第二期计划在当年2月20日出版，已收集40余篇稿件。遗憾的是，1月29日周恩来、郭隆真等觉悟社骨干在领导学生运动时被捕，直到7月17日才被释放，觉悟社的活动转为地下，《觉悟》第二期未能付印便停刊了。

播火者：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觉悟者，亦是播火者，努力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

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活动，便是请时任北京大学教授、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来天津讲演，与社员座谈。1919年9月21日，穿一蓝长衫、外加一件黑色马褂的李大钊，和社员拥在一间小房子里，和睦友好地亲切叙谈着。最年轻的社员邓颖超简单地介绍了觉悟社成立的经过和旨趣，并表示要向北京先辈学习。李大钊对出版《觉悟》非常赞成，提了许多建议，在他的启发下，大家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刊登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思想认识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除李大钊外，觉悟社还邀请了许多专家来，其中有徐谦和包世杰畅谈救国问题，钱玄同讲解白话文学，刘半农讲解白话诗等，为天津追求进步的青年提供了一个与外界交流的平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觉悟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阵地，还进行了具体的革命实践，如组织赴京请愿、领导抵制日货运动等。周恩来、马骏、郭隆真等人遭当局逮捕后，不仅勇于斗争，而且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狱中讲演会上，周恩来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撰写了记载狱中斗争情形的《警厅拘留记》。

周恩来等人被释放后，1920年8月，觉悟社召开年会。周恩来在会上总结了一年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并提出联合全国各地进步团体，共同挽救中国危亡，即“改造联合”。在李大钊倡议下，8月16日，也就是在拍下觉悟社“全家福”照片的第二天，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4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陶然亭集会。集会上，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的活动经过，周恩来作了讲话，提出“改造联合”。他认为，当时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

“改造”与“联合”，不仅要求组织起来，而且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反映了五四运动发展到1920年夏季，从各地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和先进团体，已经有了成立一个全国性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迫切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0年11月，周恩来、刘清扬、郭隆真等人赴法勤工俭学，国内社员也分散到各地，觉悟社的集体活动就此停止。

觉悟社作为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在天津影响最广泛、作用最突出的进步学生组织，为新思想交流提供了阵地，也为天津的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指引。虽然从成立到停止集体活动仅一年多时间，但它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带到天津，给迷茫中的青年人带来一个所向披靡的思想武器，在天津革命史及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