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中国启航

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通过不断强化联系与互动，形成相互依存、深度融合的动态过程。时至今日，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了并持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全球化形成于何时？有一种叙事将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视为人类文明互联的开端、全球化的起点。实则在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便开启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系统性文明对话。自1405年起，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建立起横跨印度洋的贸易网络。古老中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技术传播到南亚、中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通过物质交换、货物流通、文化交流等，将中国理念及社会制度广泛传播，搭建起亚洲、非洲、欧洲文明互鉴的立体网络。古老的中国孕育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启航，以其强劲的东方力量最早登陆全球化的大舞台。

以四大发明为主导的技术革命，催化全球文明进程跃迁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是古代中国享誉全球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东亚、南亚、中亚，又通过阿拉伯人或蒙古人西征传入欧洲，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起到了关键作用。四大发明的传播直接改写了世界历史轨迹。

造纸术在西汉出现，用麻和丝絮等作材料，纸张质地粗糙。105年，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造出轻便耐用的蔡侯纸，纸张逐步取代竹简和绢帛，成为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日本在唐朝时期通过遣唐使和留学生等渠道，学习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并将其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造纸业的发展。造纸术向西域的传播则借助于丝绸之路。汉朝时，西域各国与中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造纸术随之传入西域，一直到达了中亚的波斯等地。波斯人又将其传播到西亚的阿拉伯国家。11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萨狄瓦建立了欧洲首个造纸厂，随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造纸厂。造纸术为文艺复兴的知识传播提供了廉价高效的媒介。

火药的前身是炼丹术，唐代《太上圣祖金丹秘诀》记载了火药配方，称之为“着火的药”。9世纪，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宋朝设立火药作坊，系统生产火药箭、火枪等武器，南宋“突火枪”标志火器时代的开端。蒙古西征将火药传入欧洲，火药的军事化应用，瓦解了欧洲骑士阶层，加速了封建制度崩溃。火药的使用改变了战争形态，火器革命最终成为王朝换代、权力更迭的直接推手。

从东汉时期的拓印，到唐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尤其是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为人类知识的传播交流，为全球化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印刷术传播到朝鲜半岛以及日本、越南等地，形成了“汉字文化圈”，传播到欧洲促进了教育与科学进步。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成为世界文明进步和全球化的重要杠杆。

指南针曾是航海时代的核心技术。中国在唐代出现人工磁化铁针的雏形，宋代将磁针与方位盘结合，广泛应用于航海。北宋《萍洲可谈》记载了阴晦天气使用指南针导航的实例，是世界上航海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宋代航海技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东非的海洋贸易，泉州、广州成为国际港口。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录了远达东非的贸易路线。大约12世纪末，指南针传入欧洲，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正是依靠中国罗盘技术开辟了绕过好望角的航线。1492年，哥伦布跨洋航行发现新大陆，开启人类大航海时代。指南针的全球传播重塑了人类探索世界的版图，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形成独特的海洋文化。宋代的造船技术更是领先全球。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采用水密隔舱技术，抗沉性远超同时期欧洲船只。这种技术优势使宋代商船广泛活跃于印度洋区域。《梦溪笔谈》记载的水密隔舱工艺被马可·波罗记录后传入威尼斯，成为欧洲造船业的标准配置。

古代中国的技术突破不仅是工具革新，更是人类文明跃迁的催化剂。四大发明成为联结欧亚非的技术链条，深刻地重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贸易网络，从丝绸之路到全球经济联动

世界上最早的跨大陆网络和大规模海洋贸易，是中国发起的。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由此逐步连接起中国与中亚、东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的贸易网络。

中国的铸铁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亚，使大宛等国的冶铁业得以发展。《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反映出中原冶金技术对西域经济结构的改造。中国丝绸、瓷器、茶叶，特别是瓷器，更成为欧亚非大陆系统性交流网络的明星商品。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出远洋船队驶往印度洋，开辟了南海至印度洋航线，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开启了亚非大航海，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巅峰。随之而来的是“郑和大交换”，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铁器、稻米、桑蚕、柑橘等源源不断地进入中亚、南亚、东非和欧洲，中国成为古代全球体系的终端生产者与核心市场。不仅如此，在中国商品涌入国际市场的同时，中国以主动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外来的技术与产品。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物种商品的大交换，直接推动了全球的白银环流，引发了第一波的货币全球化。铜钱、丝绸一度成为东亚、东南亚的“国际货币”。元朝发行的“中统钞”是世界上最早的纯纸币流通体系，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详细记载了纸币的制作和使用。13世纪末欧洲开始模仿中国纸币，但因缺乏信用体系未能普及。到明朝推行“一条鞭法”，将大部分赋役合并折银征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无法由中国国内银矿满足的白银需求黑洞。日本石见银山是16世纪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区之一。通过中国商人和后来的葡萄牙人，大量日本白银流入中国，换取中国的生丝、绸缎和瓷器。西班牙在波托西银矿开采的白银运至马尼拉，与中国商人交换商品。另一部分美洲白银则被运回西班牙，然后通过欧洲商人购买亚洲商品，最终也间接流入中国。由于国内白银短缺，明朝通过海上贸易大量进口美洲白银，白银成为一个将世界各部分捆绑在一起的系统性力量。白银的流动将美洲的矿业、亚洲的制造业和欧洲的融资贸易业连接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循环，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都无法再孤立运作。可见，在16—18世纪，白银就是全球化本身。驱动这个全球白银泵的核心引擎，正是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生产能力。全球化是一个由东方的生产、需求和网络所主动构建的漫长进程。

人的流动，行走的全球化

欧洲大航海时代后，人的流动主要是欧洲人流向世界，与此不同，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人的流动更多的是朝向中国。在中国，特别是唐宋元三代是拥有强大文化自信和制度包容性的文明中心，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定居、经商，甚至出仕做官。他们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也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重要桥梁。

丝绸之路上的多元族群交融。粟特人是丝路上的“商业民族”，他们在长安、撒马尔罕之间建立贸易网络，甚至在中国朝廷为官。唐代安史之乱揭示了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安禄山作为粟特—突厥混血，在边贸集市长大，他精通“六蕃语”，能无障碍地与中亚地区的将领和商人沟通。安禄山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其河北地区是唐朝与东北亚、中亚贸易的枢纽，这里胡商云集，汉胡杂居，经济繁荣，文化交融，对中央的儒家正统文化反而较为疏离。安禄山能在这里积聚反叛的资本，正是因为他掌控了这个全球化经济的通道。安禄山率领一支8000人的精锐亲军，由同罗、契丹、室韦等胡人组成，这支部队不是基于民族认同，而是基于个人效忠和利益驱动。安史之乱既是唐王朝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冲突，也表明唐朝的开放政策成功吸引了外来人才与财富，但其帝国治理模式却未能完全适应和消化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性，揭示了唐王朝作为一个全球化帝国的内在张力与脆弱性。

人口的流动与聚集。张骞“凿空”西域，开通连接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通道，此后，汉朝使者“相望于道”，一年中往来多达十余批，少则五六批，使团规模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唐宋元明时期，阿拉伯和波斯商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城市，将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运往西亚和欧洲，再将乳香、没药、珍珠、象牙等运到中国。从长安、洛阳到敦煌、凉州，都有粟特商人的聚落。在文化宗教传播过程中，法显、玄奘等中国僧侣西行取经，鸠摩罗什、马可·波罗等东来。郑和船队不仅载有士兵和水手，还有翻译、医生、工匠，一些船员留在了东南亚，成为早期华侨。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唐朝长安人口超百万。长安设有波斯邸、粟特坊、大秦寺等机构，供外国使节、商人、僧侣、留学生等居住，允许景教、祆教、伊斯兰教自由传播，与中原文化交融形成独特的盛唐气象。

入仕为官。外国人可通过军功、科举或因特殊技能被征召，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担任官职。高仙芝是唐朝著名军事将领，高句丽人，其父为归附唐朝的高句丽将领。高仙芝后官至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曾率军远征中亚。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深受元世祖忽必烈信任，在元朝为官17年，其《马可·波罗游记》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大量的色目人，包括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进入元朝政府担任要职。至明朝，对外政策奉行“朝贡体系”和“海禁政策”，因此，外国人在明朝的活动大幅减少，不再像元朝那样轻易地进入官僚体系核心，而是更多集中在科技交流、军事顾问、宫廷服务以及有限的民间贸易等领域。明朝以及明末清初一些耶稣会士进入朝廷，利玛窦、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等，参与历法修订。郑和下西洋时从东南亚带回一些幼童，其中一部分入宫成为宦官，特别是来自暹罗（今泰国）的宦官，在宫中担任翻译、侍从等职，是明朝与东南亚朝贡往来中的重要沟通桥梁。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及，随着人的流动，疾病也开始跨大陆传播。例如安东尼瘟疫，病毒的源头来自中亚，通过丝绸之路的商队和军队传入罗马。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军队在镇压东方叙利亚的叛乱后，将瘟疫带回罗马，导致罗马帝国人口大量减少，重创其经济与军事实力，被认为是罗马衰落的起点之一。这是欧亚大陆通过丝绸之路实现互联后的一次早期全球化灾难。再比如黑死病，14世纪蒙古帝国庞大的贸易网络和密集的驿站系统，为黑鼠和它们身上的跳蚤提供了传播途径。这场瘟疫在数年内夺走欧洲很多人的生命，引发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宗教巨变。黑死病在短时间内肆虐欧亚非大陆。黑死病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最残酷但也是最客观的证据，标志着东半球的一体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已经形成全球化的东方体系。

文化传播与文明共享

伴随着技术、贸易、货币等物质性产品的传播，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辐射，形成了“文明高地”。同时吸收、整合并改造外来文化，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多元包容的文化世界构建。张骞的“凿空”西域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东西文化的交流与共享。

古代中国，汉字、儒学、律令等文化要素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又称“汉字文化圈”。汉字早在战国至汉代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公元4—5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均采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朝鲜世宗大王借鉴汉字结构创制韩文。汉字经朝鲜半岛又传入日本，日本借用汉字创制“万叶假名”，后发展出“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汉字始终是日本书面语的核心组成部分，日本的官方文献、律令、史书均以汉字书写。秦汉时期，汉字传入越南，成为官方文字直至19世纪。越南的科举考试、政府文书、文史经典均使用汉字，并在此基础上创制本土文字“喃字”。

随着汉字向东南亚的传播与使用，儒家经典、佛教典籍广为传播并被接受。958年高丽王朝引入科举制度，推崇儒学，朝鲜王朝确立崇儒抑佛政策。5世纪，百济（朝鲜半岛）博士王仁赴日教授儒学。604年，日本颁布《十七条宪法》，多个条例直接引用儒家经典。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最终在754年到达奈良。他携带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真迹，佛经，以及建筑、雕刻、医药等技术团队，其主持建造的唐招提寺金堂采用唐代最先进的建筑工艺，历经千余年风雨仍保存完好，被日本列为国宝。汉代至唐代在越南设郡县进行治理，儒学成为官僚体系基础。琉球王国在明代接受中国册封，引入儒家教育体系，建立孔庙和国学。

中国的律令制度也为东南亚地区广为接受。唐代律令制度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701年日本仿《唐律疏议》制定《大宝律令》，718年制定了《养老律令》。日本的行政架构也仿照唐朝，行二官八省，官员品阶、刑罚体系均效仿唐朝。11世纪越南李朝颁布《刑书》，13世纪陈朝制定《国朝刑律》，均受唐律影响。后黎朝时期颁布《洪德法典》，以中国唐律、大明律为参照，将儒家礼治思想制度化，明确规定“十恶”条款，以维护君权与家庭伦理。在朝鲜半岛，新罗统一后采纳唐代律令制，高丽王朝的《高丽律》直接参考唐律，朝鲜王朝的《经国大典》延续中华法系传统。中华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颇为广泛，如官员选拔的科举制，朝鲜自788年新罗时期实行“读书三品科”，958年则正式实施，后经936年后于1894年废止。越南自李朝时期（1075年）实行科举制，直至1919年被法国殖民者废除，历时844年。再如史学、文学、汉诗创作，成为东亚文人共同的传统。日本嵯峨天皇、朝鲜崔致远、越南阮攸均以汉诗文闻名。孝道、宗法制度、家族观念等儒家伦理，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规范。中华文明的传播促进了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形成共同价值观念、制度框架和书写系统的文化共同体。

中华文化对东亚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全面的，同时对欧洲的历史进程，如文艺复兴、大航海、宗教改革等也产生了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技术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和社会进程。第二类是商品和物质文化。如丝绸，不仅是商品，更是财富地位的象征。为获取丝绸，大量黄金外流，成为推动欧洲寻找新航路的动力之一。再如瓷器，在16世纪葡萄牙人开通直航航线前，中国瓷器通过中东传入欧洲，数量稀少，价值堪比黄金，这种工艺美学刺激了欧洲工匠不断尝试仿制，推动了欧洲瓷器制造业的发展。茶叶在明朝是通过海上贸易，经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及非洲东岸传入。1607年，荷兰海船首次从澳门贩茶至欧洲，标志着中国茶叶直接销往欧洲的开始。茶叶传入欧洲后，其独特的健康价值备受消费者青睐，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还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兴起，如茶叶的加工、包装、运输等。第三类是思想观念。在18世纪之前，中华文化的思想理念通过阿拉伯、蒙古等中介间接传入欧洲，同技术、商品等物质文化的直接传入相辅相成，构成一股强大的东方力量，推动东西方思想对话，为17、18世纪欧洲中国热和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奠定了基础。

古代中国在输出自身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并予以本土化改造，构成早期全球化的知识网络。首先是宗教与思想的交融。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汉时期，白马寺的建立标志着佛教正式扎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结合，形成独特的思辨体系。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历访中亚、印度110国，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完成了佛教教义的系统性引入。义净从海路西行，不仅带回戒律经典，而且详细记录了他在东南亚20余年所观察到的东南亚、印度的佛教习俗，以及南海商船航线与贸易。唐代禅宗兴起，将佛教教义与儒家、道家思想融合，完成从“胡貌梵相”到东方神韵的转变。佛教的传播不仅丰富了哲学思想，还催生了敦煌壁画、变文等艺术形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死观与审美。景教与伊斯兰教也都在唐代传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录了景教教义及活动。泉州圣友寺、广州怀圣寺等早期清真寺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开端。

其次是物质文明的互通。张骞出使西域后，葡萄、苜蓿、核桃、大蒜、黄瓜等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苜蓿成为汉唐时期马匹喂养的重要饲料。元代回回药物院的设立，引入阿拉伯药物炮制技术，拓展了中医的治疗手段。

再次是艺术与生活方式的多元融合。汉代乐府吸收西域乐舞，如《摩诃兜勒》成为宫廷曲目；唐代胡旋舞、柘枝舞风靡长安。服饰与建筑也深受外来文化影响，形成异域风情。北魏孝文帝改革后，佛教造像中的“褒衣博带”取代印度袒露僧衣。唐代长安流行胡服，女子穿翻领窄袖袍、戴胡帽，展现开放气象。在建筑领域，唐代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模仿长安城而建，成为中亚城市规划的范本。饮食文化也趋向国际化，唐代长安的胡食店提供胡饼、奶酪等西域美食，波斯商人开设的酒肆中，胡姬弹奏琵琶、表演歌舞。

最后是科技与金融制度的借鉴。在唐代，印度医学传入，《千金翼方》中记载的“悖散汤”（波斯医方），用于治疗气痢。元代宫廷中同时存在汉族医官、阿拉伯医官和吐蕃（西藏）医官。医学巨著《回回药方》系统引入阿拉伯医学理论，阿拉伯药物如乳香、没药也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天文学家吸收了印度的天文历法，将黄道十二宫引入中国历法，元代郭守敬编制《授时历》，参考了阿拉伯天文学成果。元大都（北京）设司天台，邀请著名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前来任职，带来了阿拉伯的天文仪器。商业制度也在吸收中进行了创新。元代“斡脱商人”（中亚穆斯林商人）引入伊斯兰商业契约制度，促进了跨区域贸易的规范化。中西跨文化交流有两个里程碑。一是郑和下西洋的文化辐射；二是蒙古帝国的欧亚大交流。元代疆域横跨欧亚，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直接对话。这些外来文化的输入并非单向传播，而是通过本土化改造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文化基因塑造了古代中国的多元面貌。

制度创新，全球治理的早期实践

海洋秩序的早期构建。郑和下西洋与同时代及后来西方主导的殖民掠夺式海洋秩序截然不同。在核心理念上，秉持“王者无外，怀柔远人”的政治理念，郑和团队不是征服者，而是传播明朝的德威，建立和维护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在经济原则上，秉持“厚往薄来”，通过“赏赐”与“互市”的朝贡体系构建秩序基底，明朝对前来朝贡的国家给予价值远超其贡品的“赏赐”，如丝绸、钱币、瓷器等；在海洋秩序的构建方式上不是军事侵略或掠夺资源，而是威慑、保障安全、惩罚挑衅者。例如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郑和调解了当地王室与部落的冲突。郑和船队还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朝贡礼仪和贸易流程，各国使团随郑和船队或自己来华，在指定市舶司进行交易。郑和船队详细绘制了《郑和航海图》，记录了航向、航程、港口、暗礁等，并建立了从中国到东非系列补给点和航线，为整个印度洋地区的海上交通，建立了一套“公共产品”。明朝的朝贡体系在其“厚往薄来”的远洋贸易背后，实际上建立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贸易网络，奠定了早期全球化的深层逻辑。需要指出的是，“厚往薄来”的模式给明朝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以政治声誉为要而忽视经济利益是不可持续的。“怀柔远人”的政治主张并未延伸至民间，不鼓励百姓海外贸易和开拓，随着明朝内部政治转向保守，下西洋这一对外政策被制止。郑和下西洋所构建的海洋秩序展现了一种以和平、德政和互利贸易为基础来构建国际关系的可能性，它证明了在人类历史上，除了霸权和征服，还存在过另一种构建世界秩序的宏伟实践。

开创全球治理的经济范式。宋代建立的“公凭”制度（出海许可证）、“抽解”制度（关税征收）和“博买”制度（政府优先收购），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国际贸易管理体系。更具突破性的是，宋钱凭借稳定的币值和广泛流通性，成为东南亚、日本等地的硬通货。这种货币主导权并非强制，而是自然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圈使然。郑和船队在印度洋建立的“官厂”制度，可谓古代的自由贸易区。在古里（印度科泽科德），明朝设立“市舶提举司”，制定统一的贸易规则，包括商品定价、纠纷仲裁等。这种制度创新使印度洋贸易摆脱了海盗劫掠的无序状态。可见，古代中国的制度创新开创了全球化的经济治理模式。

古代中国提供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制度创新。公平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其“任人唯贤”的理念成为后世全球公平选拔人才的典范。秦朝全面推行郡县制，实现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奠定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基础，为近代民族国家行政层级管理提供了参考，而中央集权模式也被多国效仿，用于强化国家治理能力。以中国为核心的等级制外交网络，通过“册封—朝贡”，维护区域和平，强调“德化”而非武力征服，构建了东亚长期稳定的国际秩序框架，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与区域合作提供了历史范式。法治与礼法相结合，形成“德主刑辅”的治理哲学。边疆治理上，汉代屯田制将军事防御与经济开发相结合，为多民族帝国治理提供兼容性思路。文书行政与驿站系统，如汉代建立的公文传递与驿站网络，确保政令畅通，形成高效信息管理系统。后经蒙古帝国传入波斯、印度，推动了欧亚大陆通信革命。古代中国的制度创新不仅在于技术层面，更在于其治理的哲学，如“天下观”，超越民族国家的包容性秩序理念与当代全球治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精神共鸣；“宽猛相济”“集权与分权相结合”，为现代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稳定与变革关系提供智慧。古代中国制度创新在历史上的辐射，证明中国治理经验曾是全球治理文明演进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结语

全球化不是一个从1492年才开始的线性进程，而是一个动态的、多种文明共同作用、分阶段的历史进程，是从局部互动扩展为全球性的相互依存网络。第一波全球化从东方启航，中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的开创性的角色。古代中国通过技术输出构建了全球知识网络，通过贸易塑造了经济联动网络，通过人口流动推动全球网络扩展，通过文化辐射形成东亚文明的共同体，通过制度创新提供了全球治理的最早范本。更为重要的是，开创了一条非殖民、非霸权的全球化路径，这为今天的全球治理提供了最生动的案例。第二波全球化则是由西方大航海所开启的将美洲和大洋洲纳入全球化体系。至此，全球的互联互通形成。“郑和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共同构成全球化的早期形态。近代工业革命、殖民扩张形成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国退出了全球化舞台中心，从主动引领者转变为被动参与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国际货币体系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全球化有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中国重返全球化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可见，全球化从东方启航，古代中国是早期全球化的主导和中心。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实质上是进入这个早已存在的世界体系，并通过将范围连接到美洲和大洋洲，开启了全球化的新阶段。

（作者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原中央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