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逝水忆陈涌

年轻时经常读到“光阴似箭”这个成语，囫囵吞枣，没有感受。现在想起陈涌先生逝世已经十年，才有了真切的感受。

陈涌出生于1919年，长我39岁。他在京工作，我就职于石家庄，原本是无缘交往的，却因我的一篇文章带来了机缘。

一

2000年夏，我因工作调整，到了一个有暇读书写作的岗位，开始写书评、书话类的文章。2003年3月，我的一篇书评《云烟满纸气韵生》刊发于《文艺报》，所评之书是著名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曾镇南的新作《平照集》。不久之后，曾老师来电话，说陈涌给他打电话，问李世琦是谁，这个名字没见过，文章写得好。没想到，这篇短文会引起这位文坛泰斗的关注。接到这个电话，对我是个极大的激励。这是我与老人的首次结缘。

2006年7月，我的评论随笔集《倾听灵魂》出版，我给陈涌寄了一本。次年元月4日，我收到老人寄来的贺年卡，附有一信，其中写道：“镇南和我是老朋友，你如有机会来京，可以一齐约好会面，我想我们是会谈得来的。”老人当时已年近九旬，主动约我见面，让我受宠若惊。

2007年春节过后，我到北京出差，和曾老师约好，一同去拜访久仰的陈先生。他中等身材，气质儒雅，面容清癯，穿一身中山装。他家客厅的陈设很普通，书柜有些破旧，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普通的那种。由于书太多，书柜的横板已被压弯。沙发也很旧，坐上去有些塌陷。我们就文艺、出版，尤其是鲁迅研究进行了广泛交流，主要是听老人说话。他有很重的广东口音，有些话我听不懂，需要听曾老师转述。他对当时文学研究的一些现象表现出明显的忧虑，对鲁迅研究中某些所谓“创新”是持保留态度的。这是我与老人的第一次见面。

转眼到了2010年7月，我突然收到一个来自《文艺报》的大信封，打开一看，原来是老人寄来的《陈涌文论选》，200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的扉页上写道：“这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作，如有可能，请随意翻翻，请指正。”该书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出版项目“中国文库”第四辑之一，在当代文论系列，全国共七家，除陈涌外，还有周扬、张光年、唐弢、王瑶、钱谷融、王元化，可见陈涌的学术地位。我没有想到他还记得我这个晚辈，专门寄书给我，用语那么谦逊。我随即寄去我新出的随笔评论集《批评的风骨》请老人指点。几天后，我收到老人的来信。信中写道：“你的这本近作叫作《批评的风骨》，真是太好了……风骨，也正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批评一贯受到重视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者，谨祝你继续坚持‘批评的风骨’。”耄耋之年的老人此时虽然极少参加文艺界的活动，但仍然流露出对文艺批评现状的关切。

二

2011年4月，我与邓子平先生合作，点校整理、出版了河朔诗派领袖申涵光的《聪山诗文集》及《永年申氏遗书》。9月中旬，我与曾老师约好，第二次去拜访老人并送书。那天老人的情绪非常好，由于谈话投机，引发老人的酒兴，他兴奋地打开了一瓶酒，开了一听沙丁鱼罐头、一袋椒盐花生米，与我们漫谈。曾老师说，很久没见老人家这样高兴了。谈到傍晚，我们告辞，尽欢而归。这是我与老人的第二次见面。

2014年元旦过后，我借到北京出差之机，又与曾老师一同去拜望陈涌。下午4点，我们准时到了陈先生家的单元门口，因为没有门卡，无法进入。曾老师就放开嗓子大声喊：“陈涌同志！陈涌同志！”后来，陈涌的女儿下来给我们开了门。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极深。曾老师是老人的学生，也是老部下，不叫老师，不叫先生，不叫官衔，而是直呼同志，这是延安传统的自然延续。

我们上到四楼时，已经95岁的老人已站在门外迎接，腰板笔直，笑容满面，看得出来状态很好。老人引我们到他的书房，让我们坐在沙发上，还拿出瓜子、饮料招待我们。落座后，我拿出自己的新书《申涵光与河朔诗派》，分赠老人和曾老师。老人非常高兴，说我整理河北乡邦文献的工作很有意义，现在又写出了专著，可喜可贺。虽然老人的状态很好，但与上次见面相比，听力下降明显，岁月的流逝毕竟留下了痕迹。

不久后，已经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退休的吴子敏老师也来拜访老人。随着他的到来，话题转到了文艺界旧事上。作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见证人，陈涌对过去的事情如数家珍，思维极为活跃。他重点谈了周扬。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在文艺界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现在很多谈周扬的文章都没有说清楚，我打算写一篇谈周扬的文章。”老人还问到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现状、研究人员的收入等情况，可见他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曾经工作过的文学所怀着深厚的感情。

时间不觉到了5点，我们准备告辞。曾老师拿出相机来，请陈先生的女儿帮我们照了合影。合影之后，老人说：“你们都不要走，我已经从饭店订了菜，一会儿就送来。”我们这时才明白，老人把见面时间定到下午4点，就是为了留大家吃饭，可谓用心良苦。我因为与友人有约，只得告辞。老人说：“你不能吃饭，那就把这瓶酒带走，是我的老朋友送给我的。”却之不恭，我只好带上这瓶意义非凡的酒，说：“我下次出了书再来看您！”老人微笑着说：“但愿还有下次。”他送我到门外，并一直举着双手，目送我走下楼梯。

这是我与老人的第三次见面。

这次见面之后，我写成《年末岁初访陈涌》一文，刊发于石家庄的《燕赵晚报》，随后寄了一份样报给老人。他读后给我写了信，提及文章中有一处用词不准确，还说：“你的这篇访谈录如果收入你的集子，还是以恢复原貌为好。”收到这封信，我出了一身汗。前辈学者在学术问题上的严谨给我上了一课，我随即对文章进行了订正。

据了解内情的人回忆，周扬是陈涌的恩师。在延安，他提携陈涌，把他引上文艺评论的道路，使陈涌成为解放区最年轻的文艺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则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这次见面后，陈涌写成长文《漫谈周扬》，客观、公允，是研究周扬的重要文献，已收入《陈涌纪念文集》。

三

2015年10月4日，老人逝于北京医院。

古人有“一语成谶”的话，分别时的一句“但愿还有下次”，不料真的成了永别。当时95岁的老人，心理上应该是有准备的。年至96岁，寿终正寝，堪称功德圆满。

根据《陈涌纪念文集》中的《陈涌年谱》，老人1919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原名杨熹仲，后改为杨思仲。陈为其母姓，为怀念母亲取笔名陈涌。这一点很像鲁迅，老人一生研究鲁迅，可能是受鲁迅的影响吧。

根据年谱记载，1945年8月22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回想和幻想》一文，第一次使用陈涌这个笔名，此前一直使用本名杨思仲。

陈先生来自延安，代表了红色文化人的传统。他的身材中等偏低，腰板很直，说话时眼神很专注，没有丝毫客套，能让你感觉到他的热情和自信。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融汇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时代精神。我与他只匆匆见了三面，通了几次信，他对我折节相交，期望甚殷，对我的研究多有鼓励，让我感念至今。

回想起来，老人对我的关心和鼓励，应该是和他晚年内心的孤独、忧虑密切相关的。那时社会上有一帮无知青年，企图靠骂鲁迅而出名。而学界部分人学风不正，也很让老人失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人之交，贵在知心，难在知音。”我与老人年龄差距这样大，能在晚年得到他的指点，实在是我的幸运。

十年来，我每出新书，总会想到应该给老人寄一本，付邮时才想起，他已经远行了。遥望京华，天人永隔，惆怅何似……

（作者：李世琦，系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