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辑朔方文献 传承地方文脉

“朔方”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尚书·尧典》载:“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诗经·小雅·出车》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置朔方郡，其治所与辖区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与鄂尔多斯市之间；北魏至隋，朔方郡治所与辖区逐渐南移至今陕北；到唐代，朔方节度使治所西迁至今宁夏平原。明清以降，“宁夏，古朔方地”渐成时人共识，“朔方”遂成宁夏雅称，以“朔方”命名的宁夏地方文献也陆续出现，如隆庆年间的《朔方边纪》、万历年间的《朔方新志》、康熙年间的《新修朔方广武志》及民国时期的《朔方道志》等。

存史资治，展现朔方历史

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延续性，更是构建国家文化整体性与连续性的基础。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宋代郑兴裔《〈广陵志〉序》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明代王珣《〈宁夏新志〉序》亦曰：“志书，一方之史也，所以备纪载，便历览。”方志作为一地之全史，具有“存史、资治、教化”的功能，是全面系统地记载行政建置区域内的山川风物、政治文化、社会人文诸方面情况的历史文献，同时也是彰显国家政治理念和家国情怀的重要史料，更是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包容性等突出特性的文献见证。

宁夏旧志成书最早的是元代《开城志》，惜已亡佚。传世旧志33种，其中明代6种、清代20种、民国7种，有9种是孤本。宁夏旧志数量虽有限，但系统记录了宁夏地区的沧桑变化，承载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各民族先民们的历史记忆，见证着其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历程。系统整理和研究宁夏旧志，对于厘清宁夏文脉、传承朔方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展现朔方历史，加强民族地区文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宁夏旧志多种体裁兼备，门类设置、体式类型、编纂方式等亦多不同，堪作中国旧志编纂的研究样本。明庆王修《〔正统〕宁夏志》，其类目设置基本遵循明永乐年间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是研究明初期方志纂修的标准案例。管律纂修的《〔嘉靖〕宁夏新志》上承《〔弘治〕宁夏新志》的体例和内容，不仅为研究明代宁夏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学、人物等问题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更是一个素材丰富的明代军屯经济研究样本。

宁夏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生息之地。纵观明代至民国宁夏旧志，宁夏区域内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缩影。宁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主要见于旧志的《风俗》《寺庙》《户口》《方言》《民族》等类目中，《〔正统〕宁夏志·风俗》记载宁夏“五方错杂”，反映了宁夏早期人口构成和分布特征。而《〔正统〕宁夏志》中的《杂志》，《〔弘治〕宁夏新志》《〔嘉靖〕宁夏新志》中的《拓跋夏考证》，《〔民国〕朔方道志》中的《轶事》《蒙古世系》等更是民族专题类目。这些类目留存了珍贵的民族研究史料，为回溯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宁夏民族聚居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面貌，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文献支撑。

“大一统”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蕴含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是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转变的重要精神与文化基础。作为地方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宁夏旧志的纂修自觉践行着维护国家统一的目标。方志编纂体例的相因相承本身就说明了宁夏修志者对于维护“大一统”重要性的认识。而从内容选择看，存录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古代地方官员以古鉴今的思想意识。其在思想上肯定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大一统”的行为与贡献，也为我们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了历史依据。

征文考献，讲好朔方故事

宁夏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灵武“水洞沟遗址”考古发现证实，早在4万年前就有人类于此繁衍生息。这里地处我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军事重镇。汉族、匈奴、粟特人、鲜卑、吐谷浑、党项等各民族交融汇聚，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域外文化和合共生，各民族共同巩固和发展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形成了丰厚的人文底蕴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

明代宁夏名士管律除纂修有《〔嘉靖〕宁夏新志》外，还著有《芸庄杂录备遗》，此书为孤本，现藏南京图书馆，为研究管律的生平、思想及明代宁夏学术提供了难得的史料。明代都穆所撰《使西日记》、清代佚名所撰《宁夏出差日记》为研究明清时期北京至宁夏途经地的历史地理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日记体史料。或为现存最早刻本日记的《使西日记》，是都穆作为副使于正德八年（1513年）前往宁夏册封寿阳王妃所作的纪行体日记，其历时两月有余，行程3850余里，从北京出发，经今河北、河南、陕西、宁夏四地，为研究明代藩府体制、封赐礼仪等提供了生动详细的史料。《宁夏出差日记》记载了作者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5月26日从北京起程，至7月27日到达宁夏府宁朔县为官的旅途见闻，历时60多天，行程4300余里，行经直隶、河南、陕西、甘肃四地，既是研究清代西行交通路线的可靠资料，也是研究清代职官赴任制度的一手文献。

宁夏旧有“塞北江南”之美誉，不仅有大漠戈壁的苍茫，贺兰山、六盘山的巍峨，还有汤汤大河的雄浑浩荡和宁夏平原的清秀柔美，其极具多样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山川形胜和风土人情吸引着历代文士吟咏抒怀。诗文创作群体中不仅有宁夏本土士人，也有任职宁夏以及因戍边、流寓等而定居于此的外地士人。明庆王藩封宁夏长达45年，他好学有文，其诗《贺兰大雪》：“北风吹沙天际吼，雪花纷纷大如手。青山顷刻头尽白，平地须臾盈尺厚……君不见，牧羝持节汉中郎，啮毡和雪为朝粮。节毛落尽志不改，男子当途须自强。”写景抒情，颇显边塞诗歌气象。其自编《集句闺情百咏》《凝真稿》，与文学同道编辑刊刻《文章类选》《增广唐诗鼓吹续编》，对后世影响深远。《文章类选》继承了唐代以来“文以载道”的思想，从《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文苑英华》等文献选出春秋至元代诸家文章58类1146篇，不仅是研究明代选本学的重要文献，也是庆藩刻本的代表作，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藩府刻书在明代刻书史上的价值。《集句闺情百咏》最早也由庆藩刊刻流传，既是研究明代藩府刻书的难得史料，也为明代集句诗研究提供了范本。

清代乾隆年间，在宁夏灵州为官的杨芳灿将与师友唱和的诗词编为《荆圃倡和集》。以杨芳灿为中心的荆圃唱和群体是西北文坛规模较大的文人创作群体，其以灵州为唱和活动中心，创作了大量诗词作品，诗词中对宁夏地域文化的书写真实反映了文人社会生活图景、审美志趣和文化性格，丰富了宁夏乃至西北古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明清时期的宁夏子部文献也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代表性的医家文献有明代张景皋撰《难经直解》、方焌撰《疮痬论》、芮经汇集《杏苑生春》，清代王曰秀撰《医经》、蔡振铎撰《药书》；术数类文献有清代王觐光撰《地学正误》《宁夏河西堪舆论》；艺术类文献有清代王绥撰《琴谱小编》等，惜多数已亡佚。其中，明代宁夏军户芮经汇集的《杏苑生春》是一部类编性质的医书，孤本传世，内容多源自明代及以前的多种医书，其在医学思想上呈现出医儒同道、博学广识和由博返约的特点，时人称之为“医学指南”“医家定钵”。

守正创新，深挖文献价值

古代文献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保护、整理和研究既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助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作。宁夏虽地处边陲，但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均有传世，这些文献既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力，亦蕴含着独特的地域特色，充分证明了宁夏是一片有着深厚积淀的文化绿洲。这些文献承载了多姿多彩的历史记忆，既有记录边塞风物、乡关之思，反映古代先贤社会生活、审美志趣的诗文作品，也有记载古代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等的奏章档案，它们是宁夏文脉世代绵延的见证，是涵养地方文化的精神根脉。

宁夏历代人物著述中，有对宁夏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戍边人员艰苦之状的呈现，也有对自强不息、乐观豪迈的精神风貌的书写，更有对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抱负的阐发。如明代胡侍《胡蒙溪诗集》卷二《七才子诗有序》中赞扬了李梦阳、何景明、郑善夫等人的超凡才气和忠直敢谏的人品。《革除忠臣赞并序》歌颂了方孝孺等11位忠直之士“贯釜石而薄霄汉”的浩然之气，这也正是胡侍对人生抱负和追求的表达。再如，清初名将赵良栋带领朔方军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充分体现在《奏疏存稿》中。

儒家学说在中国影响广泛而深远，在其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与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交相融合，形成了儒学传承发展的地域性现象，出现了四川蜀学、陕西关学等地域特色突出的地方儒学。总体而言，宁夏儒学属于关学范畴，但著述较少，《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存目》著录的许体元撰《周易汇解衷翼》已佚，《子部·儒家类存目》著录的谢王宠撰《愚斋反经录》则完整传世。其书旨在扭转时人对儒家经典的误读，以端正学风和问学路径，具有很强的关学特色，体现了宁夏学人于儒学教育不拘泥、不功利，推己及人、肩负天下的学术主张和学统传承。

据初步统计，存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的有关宁夏的上谕、朱批、奏议等文书档案近万件。它们所涉时间阶段长、地域范围广、内容类型丰富，既有官员的引见、召见、任免等政务类内容，派兵驻兵、边疆治理、练兵戍边等军事类内容，纳税、粮储、建房、农田水利建设等经济类内容，也有诉状、判词拟罪状等司法类内容，雨水、雨雪、旱灾等自然类内容；既有助于了解明清时期宁夏一地的边疆治理情况以及治边戍边的具体细节，更有助于研究明清史以及西北区域史。而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看，事涉宁夏的文书档案和各类有关宁夏的出土文献资料，如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碑石、陕西榆林和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出土党项拓跋氏贵族墓志、西夏陵残碑及固原博物馆等馆藏碑石等，其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作为宁夏重要的地理和文化符号，“朔方”一词承载着宁夏悠久的历史记忆与厚重的文化积淀。朔方文献的汇辑，不仅对于保护整理研究地域文献、赓续地方文脉具有深远文化意义，更是民族地区持续建构国家认同、维系“大一统”格局的具体文化实践。在未来，我们相信，数字人文将更加有力地驱动朔方文献等文献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助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传承弘扬中华文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者：胡玉冰、邵敏，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朔方文库》编纂”首席专家、宁夏大学教授；子课题负责人、宁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