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新闻传播学篇

202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呈现鲜明的实践导向与高度的理论自觉。相关研究紧密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全球传播格局变革，议题不断拓展，学科规律研究持续深化，方法论日趋多元。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深化，自主知识体系体用通达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聚焦于中国化时代化，从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深入探寻。有学者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起源切入，总结其新闻观、宣传观和舆论观的形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发展奠定基础。有学者系统总结了“两个结合”给新闻传播带来的范式变革，阐释了如何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大量研究从理论逻辑论述了新时代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概念创新、范式转型和实践变革，深化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之“体”。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时代化引领并重塑着新闻实践之“用”。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学界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何变、向哪变、如何变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有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关系，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本质进行再界定。有学者讨论了重塑媒体生态的“技术构型、文化导流与商业扩展”三重机制，认为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非渠道的简单叠加，而是整个行业运行底层逻辑的深刻变化。这些宏观层面的研究，着眼于体制机制变革的认识论，锚定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发展方向。

认识论上的发展延伸到实践论层面，围绕走好群众路线、改进文风等实践议题的研究大量涌现。有些研究结合《新莱茵报》读者来信、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实践等，进行概念的历史回溯与中西辨析；有些研究紧抓互联网时代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新要求，结合主流媒体全媒体业务实践，深入分析通过机制创新、算法升维、平台重构等坚持好“人民性”的路径与方法；有些研究对“短实新”文风的要求进行全局性的分析，对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等不同类型媒体的具体案例进行切片式剖析，探索文风建设的实践策略及长效机制。通过宏观体系建构与微观实践阐释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新闻学自立自强的理论主体性与实践指导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技术迭代触发生态重构，智能传播转向人机协同受广泛关注

随着2025年初中国自主研发的大语言模型DeepSeek正式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迭代加速，许多研究聚焦于人工智能技术主权和具体应用。在认知层面，一些研究深入剖析了DeepSeek崛起背后的全球话语权争夺，关注全球媒体话语体系的不对称性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博弈，强调媒介技术主权的建构。在应用层面，大量研究将人工智能视作媒体数智化转型提质增效的工具，分析其在内容生产上降本增效、在叙事模式上多模态呈现、在舆情引导中精准施策的路径。亦有研究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是传播生态中的新主体，其在人机关系中正经历从“辅助工具”向“决策大脑”的演进。

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也带来一系列挑战，相关研究不断总结问题、警示风险。有研究警示真实性挑战，指出智能体的“幻觉”易导致事实性错误，“内容繁荣假象”会侵蚀新闻的信任基础；有研究警示个体认知框架的窄化，指出推荐算法会塑造稳固的认知偏好，削弱公众进行复杂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有研究警示认知割裂的潜在风险，认为国内外基于不同数据训练的模型可能加剧不同文化国家公众的认知差异。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相关研究指向“以人为本”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再深化。一些研究从媒介哲学的本体论进行反思，强调需要推动人机关系范式从彼此独立的工具性“共处”，演进为深度互构、协同进化的“共生”。一些研究则结合实例，探讨人机关系的治理措施：在价值规范上，有学者认为要从“技术—伦理并行”转向“伦理先行”，利用可追溯技术为价值嵌入提供“护栏”；在技术规制上，有学者指出需推动信任模式从依赖个人的“人际信任”迈向依靠透明与问责制度的“系统信任”；在主体能力上，有学者呼吁培养公众的“算法素养”与批判性互动能力，将弥合数字鸿沟的重心落脚于人的主体性。这些研究普遍主张中国应从技术开放、安全可控与伦理坚守等维度，为全球媒介治理提供协同进化与包容性发展的中国方案。

围绕重大主题拓展研究，结合传媒实践探索规律

2025年是铭记历史、共创未来的重要一年，学界聚焦重大主题，回应时代命题。

围绕中国时隔30年再次举办全球妇女峰会，大量研究结合妇女的媒介使用状况，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维度，勾勒出技术、政策和文化共同驱动下媒介性别赋权的图谱。亦有许多研究警示了平台经济、算法逻辑与消费主义可能导致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性别不平等。这些性别传播研究聚焦性别传播资源、性别话语权和社会性别结构，为数智时代以信息传播推动全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提供了思想指引。

媒体活动在实现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战略目标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围绕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相关研究将科技传播与乡村振兴、科学素养、国际传播等议题结合，分析其如何有效筑牢科学公信力，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围绕“村超”“村播”“村舞”等大众文化活动，短剧、游戏、网络文学等流行文化形态，及党的创新理论、优秀传统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等，相关研究探讨了如何通过观念创新、数据赋能和策略精准化，将文化传播转化为优化文化生态、增强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认同的实际动能。

深耕区域国别精准施策，倡导全球治理重塑秩序

2025年，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一级学科。近年来，在多学科的滋养下，国际传播研究从宏观、统一的视野，日益走向精细化、交叉性。认识论层面，有些研究指出应彻底扭转“国际即西方”的认知惯性，将“全球南方”“一带一路”等作为重点场域，锚定具体的国家、区域乃至社群展开国际传播。方法论层面，有些研究倡导地方文化与全球议题共振的新型传播方式，强调以在地视角实施“一域一策”“一国一策”的定制化传播。这些研究标志着中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正在迈向一个更注重语境差异、认知深度与实践效能的新阶段。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向世界提出的第四个全球倡议。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信息全球治理亦成为热点议题。治理目标上，相关研究强调治理的核心在于纠正全球信息流的权力失衡，确保少数行为体不再垄断话语权，保障全球公众的信息获取权与表达自由。治理主体上，相关研究指出，“全球南方”正通过“替代性叙事”与建设性新闻实践积极重构国际传播秩序，中国应扮演积极的“赋能者”与“合作者”角色，推动全球“数字善治”。治理路径上，有研究从系统韧性出发，构建了“技术—组织—环境”三维协同的治理框架；有研究提出，要以技术共惠、多元主体参与、技术赋权管制的互联网治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些研究均强调中国应主动引领全球信息治理，在复杂的数字生态中重建公正、健康且富有韧性的传播秩序。

（作者李舒为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杜钰婧为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