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援助为何制约非洲自主发展

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非洲在现代化建设中，长期面临外来援助与自主发展探索的关系协调问题。自20世纪中期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势力向非洲推出了二战后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援助计划，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等机构是主要实施主体。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1960——2020年，其成员国向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累计超1.3万亿美元。

从长期实践成效看，西方对非援助未能有效助力非洲发展，反而呈现显著发展悖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接受援助最多，援助总额长年占当地GDP10%以上，但过去60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低于全球1.7%的平均水平。接受援助比例最高的非洲国家，如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冈比亚、索马里、几内亚比绍等，至今仍未摆脱最不发达国家困境。与之相反，部分未过度依赖西方援助、坚持自主制定发展战略的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坦桑尼亚等，21世纪初实现了较快发展。西方对非援助与非洲发展成效严重失衡，暴露了西方模式与非洲实际的结构性矛盾，也使其长期成为阻碍非洲自主发展的外部因素，深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强权援助

西方对非援助存在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在持续宣扬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政治叙事过程中，西方势力普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一系列政治经济条件，本质上是将所谓“华盛顿共识”背书的理念和政策强加给非洲国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非洲强行推行结构调整计划，逼迫受援国实施财政紧缩、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贸易开放等政策。这种休克式改革政策，一方面迫使非洲国家政府大幅削减农业补贴以及教育、医疗领域的公共支出，导致短期内物价大幅上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萎缩，人民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使非洲国家丧失对本国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大量民族工业在缺乏关税保护的情况下被西方同类产业挤压甚至兼并，非洲数十年来自主培育产业的成果付诸东流。此外，西方援助大多采取援助方主导的垂直管理模式，由援助方全权负责项目设计、资金管理和成效评估，将受援国的参与排除在外。在援助实践中，标准设定、资金使用、人员管理、项目评估均采用西方援助国的规则，本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排外性在非洲地区的具体体现。这种援助制度，既强化了西方国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又削弱了非洲国家政府的治理能力建设和政策自主制定权，客观上造成西方政策与非洲国家本土政策二元并存的割裂治理格局，严重削弱了援助对促进非洲发展的实际效用。

脱离非洲发展国情的援助导向

西方对非援助严重脱离非洲现阶段的发展特点和现实国情。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被定位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形成了以单一或少数几种原材料出口为主的产业结构，本土制造业基础薄弱，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即便到目前，非洲国家出口中初级产品仍占60%以上，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不足20%，每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波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都会遭受剧烈冲击。西方对非援助并未真正触及西方与非洲之间“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关系格局，大量资金和项目仅聚焦于缓解非洲发展落后的表层问题，而非用于支持非洲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同时，西方殖民者在瓜分非洲时人为划定的疆界割裂了传统民族和社会结构，为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埋下了治理隐患。大多数非洲国家在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都面临着以族群政治为核心的身份认同分歧引发的治理难题。但西方在对非援助中普遍忽视非洲国家内部的多元性特征，未在项目设计和资金分配中充分考虑族群融合、地区均衡发展等议题，有时甚至刻意利用援助资源分配的不均衡性，将项目和资金使用权作为“胡萝卜+大棒”政策的工具，粗暴干涉受援国内政，通过激化族群、地域矛盾谋取地缘政治利益。在此背景下，西方援助根本无法转化为受援国发展的内生动力，反而成为加剧部分非洲国家内部割裂的隐患。

依附性产业滋生的援助效能损耗

西方对非援助催生了大量自我消解的依附性产业。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对非援助，催生了一批以服务和配合援助项目实施为目标的配套性产业，涵盖国际组织分支机构、咨询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专家网络等。在实际运作中，援助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最终会以薪资、咨询费和采购合同的形式回流至捐助国，用于真正支持当地发展的资金相对有限。受这种“援助资金回流”的影响，多数受援国都会出现奇特的“援助泡沫”现象，即项目的管理方、服务方雇佣了大量的外籍高级职员和专家，他们享受高薪待遇并居住在与当地社会相隔离的高端社区，成为援助资金在非洲供养的但又并不与非洲保持密切联系的西方特权阶层，这部分群体实则是西方长期对非援助的最大受益者。此外，由非洲西化政治精英操控的本土依附性产业，是侵蚀援助效能的重要障碍。为从援助资金中牟利，部分非洲西化政治精英或成立大量承接援助项目的企业，或直接掌控援助项目审批与实施权，本应被用于非洲发展建设的资金大量流入私人口袋。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算，非洲每年因非法资金外流遭受的损失高达500亿——600亿美元，几乎与非洲年度接受援助总额相当。而为维护在受援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西方国家主导的垂直援助体系普遍默许了这部分政治精英的腐败行为，以换取其对西方的片面依附。受此影响，西方对非援助往往最终催生大量质量低下、不可持续的项目，根本无法有效带动非洲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不对等合作格局下的发展困境

西方对非援助固化了非洲在国际合作中的不利地位。受全球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非洲的自主产业发展当前仍面临西方国家高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限制，尤其是具有发展潜力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阻力巨大。例如，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每年提供约400亿欧元的农业补贴，使欧洲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直接冲击非洲农业生产者。与此同时，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以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名，限制非洲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扶持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本土产业发展，致使非洲难以复制东亚国家通过阶段性保护政策发展本土产业的成功路径。受此影响，非洲在与西方国家的不对等合作中进一步陷入系统性发展困境，西方与非洲之间的产业分工和价值分配格局被不断固化，非洲的自主发展探索在西方模式的束缚下举步维艰。而不少非洲国家为缓解本土产业发展受挫带来的经济损失，被迫向西方申请更多援助。这种举措不仅导致西方理念、资金对本国发展政策的深度干预，而且令本国自主发展探索的意识在西方债务的捆绑中被逐渐弱化，形成借贷、发展赤字、债务负担、再借贷的恶性循环。仅2000年到2020年，非洲国家的外债总额从约2000亿美元攀升至超过7000亿美元，其中西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是最主要的债权人，严重制约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因此，国际社会应切实尊重非洲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推动对非援助向平等互利、赋能增效的方向转变，真正助力非洲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非洲研究院安全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