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5月2日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一次。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70年了。1976年12月26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论十大关系》整理稿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距今也已经50年了。中央档案馆馆藏的《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讲话记录稿）、毛泽东关于印发《论十大关系》的批示等珍贵档案，真实反映了《论十大关系》出台前后的历史瞬间。

70年前，正是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这个开端，因为有《论十大关系》这样的经典而显得庄重又伟大。久而弥芳，远而弥光。70年后，回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生动情景，仍让人心潮澎湃。

从一场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说起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浙江等地视察后回到北京不久，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提出组织有关部门汇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问题。随后，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名的34个部门的汇报会。

汇报按“口”组织，从重工业“口”开始，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作综合汇报，然后是各部门汇报。参加汇报部门的数量，按照档案记载，实际是35个。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具体日程是：2月14日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2月15日电力工业部，2月16日、17日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2月19日国家建设委员会，2月20日建筑工程部，2月21日城市建设总局、二机部，2月22日二机部，2月25日重工业部，2月26日石油工业部，2月27日地质部，2月28日电力工业部，2月29日煤炭工业部；3月1日主管轻工业的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纺织工业部，3月2日地方工业部，3月3日轻工业部，3月4日手工业管理局，3月5日主管交通、邮电的国务院第六办公室，3月6日铁道部，3月8日交通部，3月9日邮电部、民航局，3月13日主管农林水利的国务院第七办公室，3月15日农业部，3月16日水利部，3月18日林业部、气象局，3月19日、20日、21日主管财贸金融的国务院第五办公室，3月26日商业部，3月27日对外贸易部；4月2日全国合作总社，4月5日粮食部，4月8日农产品采购部，4月9日财政部，4月10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4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

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连续6天参观了在中南海瀛台布置的机械工业展览。他每天下午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解说，就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从4月18日到24日，6天听取李富春代表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这是毛泽东向各部门作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

在听汇报的日子里，毛泽东的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张。一般汇报的时长都在四五个小时，有的汇报甚至长达7个小时。比如，2月15日，早上9点40分开始听电力工业部汇报，一直听到下午1点才吃饭，稍事休息后会见外国客人，晚上7点10分会见一结束立刻赶回来继续听汇报，一直听到晚上10点多结束。3月5日，从下午5点20分开始一直到午夜12点20分才结束。4月2日下午3点有一个接见，4点20分结束，4点35分继续听汇报，晚上8点45分结束，9点20分开书记处会议，直至晚上12点结束。有时汇报中间吃饭，饭后继续听汇报。43天中，已经63岁的毛泽东“淹没”在汇报材料和数字中，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听汇报，中间穿插着处理日常事务，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参加听汇报的有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

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他听汇报不喜欢照本宣科。有的部长按照写好的材料念，尽是干巴巴的条文和数字，毛泽东就不满意，批评说你们要请我的客，又不给我肉吃，意思是不要光讲条条，还要讲具体的例子，讲得出结论的依据。他不光是听，还一边听一边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加以评论。部长们要随时准备回答他的疑问，不得不做非常细致深入的准备。

在听取这些汇报过程中，毛泽东还于3月30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准备好材料，等候通知来京汇报。这个计划虽未完全实现，但各省、市以及中央非经济部门的机关都报来了书面汇报材料。根据中央指示，工交部门的几百个基层工厂、工地也都写来了汇报材料。

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毛泽东一辈子重视调查研究。对这次调研，他很珍视。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到，解放后11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为农业合作化问题，又一次是十大关系。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调研

调研的直接目的，是为党的八大作准备。根本的，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国内国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际上，整个形势趋向缓和，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比如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战争打不起来。在国内，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正在向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转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应该如何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我们党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方针，以便“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就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只得照抄苏联。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这一体制，“一五”时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苏联好的经验，虽然对我国经济建设起了有益的作用，但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我们“抄”过来后，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以苏为鉴”，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就在这次调研期间，1956年2月25日，莫斯科时间24日深夜，赫鲁晓夫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作秘密报告，系统否定斯大林的贡献。毛泽东不得不抽出时间研究和思考由此引发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于4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虽然毛泽东不赞成苏共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但苏共二十大毕竟第一次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错误，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开始指出的：“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思想。

事实上，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毛泽东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在听取2月17日那次汇报中，毛泽东说：我们搞革命，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毛泽东指出，这次调研的“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就是说，如何尽快走上建设的轨道，毛泽东就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抓起。

调研中逐步形成对“十大关系”的系统思考

《论十大关系》是这场系统调研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的确，《论十大关系》就是在毛泽东听取汇报发表意见和评论中逐步形成的。

2月20日汇报结束后，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对毛泽东说：几天来向主席汇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有些具体问题，各有不同看法，要求也不一致，希望主席把大家找在一起谈一次。毛泽东要求把问题集中一下，答应一个月后一起讨论一下。到了2月底，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月1日听取汇报时，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在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汇报中提到“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在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时，毛泽东继续谈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他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轻工业部汇报中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4月18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就在这次听汇报中，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4月20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4月2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即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

调查研究是4月24日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25日，毛泽东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次会议从4月25日开到28日，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4月28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再次作了总结发言。5月2日，毛泽东在有11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讲了一遍《论十大关系》。1956年5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各地纷纷要求印发周恩来的传达记录稿。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稿子并没有印发。

1965年12月15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他写道：“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整理稿后批复：“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各部委等发出指示，在指示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做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向毛泽东提出，将《论十大关系》的两次讲话记录稿进行整理。后来在胡乔木的具体主持下完成了该项工作。整理稿于7月10日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审。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即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这样，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稿子未能在毛泽东在世时发表，而是在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83周年当天才公开发表。

这篇讲话何以重要？

《论十大关系》重点是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前五个关系是重点，就是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此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苏联模式新的指导方针。《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了初步的但也是比较系统的思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这是对《论十大关系》历史地位的科学表述。

《论十大关系》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主持党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的刘少奇就决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他说，有了毛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起草八大的报告要以毛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这样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就联为一体了。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不仅系统论述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中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而且进一步提出和解决了一系列战略问题，特别是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我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那么党的八大的召开，则可以说是这一探索而获取的初步成果。

《论十大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周恩来在1956年5月3日那次传达中，强调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与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中，克服“左”的错误，重新提出和实行关于十大关系的许多重要思想原则，并且立足新的实际进行补充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论十大关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思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深刻融化在血液里。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重要历史转折时期，都能够立足中国实际、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关系进行辩证的分析，并且全面把握各种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迎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