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走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

2026年4月25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百年系庆纪念研讨会，人们频频提到一个名字——陈达（1892—1975年）。他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者并长期担任系主任，在抗战时期担任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为社会学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达著述宏富且影响深远。他在人口、劳工、华侨这三个领域都有中文专著，而且各有一本英文专著在国外出版。专深研究与国际影响，使他成为当时社会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

在100多年前，读书做官的士大夫意识还很有市场，但陈达很早就自觉认同现代专业学者身份。除了以社会学专业研究所得贡献政府以外，他从不作个人谋取一官半职之想。这种专注学术本身的精神是他能够取得重要学术成就的基本前提。陈达早在1924年就开始关注中国人口问题，并就如何推进全国人口普查进行探索。因此，1928年秋，他受邀出任国民政府统计司司长以筹备全国人口普查。但后因不习惯官场生活，任职不到一年就回到清华任教。1935年，《清华暑期周刊》记者说：“平常人总说，中国所谓学者，学问不过是敲门砖。原先我也曾这样想，现在我才发现出他的错误了。倘若中国真有学者的话，通夫先生可以说是一个。”一般人视调查、研究、著述为苦差事，而陈达认为这种工作本身含有乐趣，工作并不苦恼，而是享受。他的学生全慰天就感慨：“陈先生此生没有浮沉宦海，似乎很为自己庆幸。当然，他在学术界无疑是一个胜利者。”

陈达不以做官为目标，但他并不是埋首书斋而不闻窗外风雨的书呆子，为了社会调查顺利进行，他和社会各界以及政府部门有广泛的联系和合作，又以研究所得贡献给政府决策参考，是一名典型的政策型社会学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52年，陈达主持和参加过24种调查，其中不仅有小型的和国内的，而且有大规模的和国外的，调查时间短则三四星期，长则六七年。抗战时期，他主持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期间组织的多次人口调查和农业调查，是和云南省政府合作进行的，参与调查和联络的工作人员很多，受调查人口最多的一次高达60万人。抗战期间，他参与过全国主计会议、内政部各省市户籍干部人员训练班、社会部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全国社会行政会议等多个与社会政策有关的会议或活动。

1947年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人口局将《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第一修正草案印送国内人口统计专家20余人征询意见，作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人口研究专家，陈达自然被列在这个名单之中。陈达并不同意在这个兵荒马乱、广土众民而又人力物力短缺的时期举办全国户口普查，他个人更倾向于通过科学的抽样以及费用低廉的“条纸法”来推算全国人口总数。1948年1月，陈达在天津《大公报》、北平《华北日报》、南京《世纪评论》和上海《观察》等报刊上陆续发文，一方面从工作人员的训练、经费、治安等三个方面缕述此时举行全国人口普查所面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另一方面正面阐述适合中国国情的全国人口普查应该如何进行。1948年3月，在行政院通过全国人口普查计划之时，由陈达领衔的十位社会经济学者联署的《我们对于政府举办全国户口调查的意见》一文，从技术和经费两个方面批评了《第一次全国户口普查计划草案》的不可行性，在全国主要报纸上发表。

作为一位政策型社会学家，陈达以学辅政，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陈达很清楚自己并没有过人的天资，他所能做的只是依据科学的方法积累资料，在自己认定的专门领域努力钻研，务求深透。他常说：“我自己除本行之外其它都是外行。”有一次，他在回顾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意味深长地对学生袁方说：“我觉得一个人不容易通。我的办法是一条路，要走一条路才有成绩和贡献。”当时他字斟句酌、反复品味“一条路”这三个字的神情，给袁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陈达在研究上付出了远超一般人的时间和精力，他不看戏、不看电影，极少会客、极少开会，一上班就全神贯注地工作，绝不允许别人任意干扰他的工作。但在调查研究上，陈达从不吝惜时间，常常亲自带领助手进行直接调查，调查内容十分细致，记录更是一丝不苟，对于有疑问的资料，他抓住不放，务求准确，甚至徒步往返几十里山路也在所不惜。

1943年5月26日，陈达在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欢送会上演讲“治学方法”。他说世上有些“天生的学者”，他们的方法是不可学的；但是有些学者的治学方法是科学的，是可以学的。像我国学者梁启超，天生记忆力甚强，一般人不能学。相反地，我国学者王国维和英国学者韦伯夫人，都是广泛阅读书刊，勤于抄录材料，像这种治学方法是一般人可以效法的。陈达自己就是后一类学者的典范。他不仅在研究课题上长期积累、努力钻研，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把所见所闻和所想到的随时记录下来。他说：“凡是我所注意的人与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事与事的关系，往往含有社会学的意味。我的观察和思想，有时候不知不觉地入于社会学的领域。”他真正做到了把社会学研究工作本身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融会贯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