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业协同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形成全面竞争优势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乎中国经济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全面的竞争优势，关乎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否坚实可靠。

从全球产业演进的历史经验看，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要面对新旧产业交替的挑战。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因而必须坚持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过早放弃传统产业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过度依赖新兴产业则可能因基础薄弱、缺乏应用场景和需求而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局，忽视未来产业布局又会丧失长远的竞争主动权。三业协同发展的本质，在于让三种产业形态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上发挥比较优势、相得益彰，在动态演进中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最终形成梯度发展和相互支撑的产业生态。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刻重塑，发达国家纷纷在前沿领域加快战略布局，试图通过技术壁垒和规则重构巩固自身优势。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具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条件，这为三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无法替代的条件。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一些传统产业领域出现的“供强需弱”格局，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支柱产业的高成长之间形成了十分明显的“K型分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三业协同发展既是应对外部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举措。

三业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标准。三业协同发展，是指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和比较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和梯度推进的产业发展格局。协同的要义在于“相得益彰”，每类产业都能在自身位置上发挥应有作用，同时为其他产业发展创造有力的支撑条件。

三类产业在协同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提供主要的就业岗位，是税收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新技术应用的重要场景和市场需求的基础来源。新兴产业代表着当前阶段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较强的成长带动性和较大的附加值率，承担着成为未来国家财政中“现金牛”的增长任务。未来产业则面向前沿科技和潜在需求，处于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的探索期，决定着国家在未来全球竞争中的位势。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时间上的接续性，动态化处理好三者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产业关联上的连接性，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稳定高效发展。

三业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至少涉及以下几个维度。其一，在要素配置层面，要求资本和人才以及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三类产业之间实现合理流动和高效组合，使商品要素资源可以按照效率原则自动进入边际收益最高的产业部门，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优化。其二，在产业链层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新兴产业提供应用场景、市场需求和某些配套能力，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则为整个产业链的跃迁积蓄力量。其三，在产业协调层面，需要保持产业政策在各产业环节之间的衔接配合，避免对某一类产业的过度倾斜或支持不足而导致资源错配。其四，在空间布局层面，不同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确定三类产业的发展重点和协同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业协同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板块拼合。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成长为明天的新兴产业，今天的新兴产业在成熟之后也将融入传统产业的范畴。这种产业形态的转化和升级，要求协同机制本身具备适应性和前瞻性。把握住这一动态特征，才能避免用固化的眼光看待产业分类，才能让政策框架跟上产业演进的步伐。

衡量三业协同发展是否有效，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考察。首先，结构合理性是一个基础维度，即三类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否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出现了某一类产业过快收缩或过度膨胀的情况。其次，互动传导效率同样关键，新技术和新模式能否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顺畅地传导到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能否有效拉动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这些将直接决定协同的实际效果。最后，要素流动的顺畅程度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如资金和人才以及数据等要素是否能够在三类产业之间自由流动，是否存在阻碍要素跨产业配置的制度性壁垒。此外，区域协调程度和长期竞争力的变化也值得关注，前者关注不同地区是否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配合的产业布局，后者则侧重三业协同发展是否最终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三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进展与基本问题。近年来，我国在三业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成效显著，大量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焕发新的活力。截至2025年年末，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了68.6%，开发了一批工业的5G专用芯片、模组以及终端产品。数字化转型正在从龙头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延伸扩散。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以及动力电池等领域已经形成全球领先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快速扩张。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七成。未来产业布局也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量子信息以及生物制造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增加，部分前沿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三业协同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传统产业被简单标签化的倾向值得警惕。一些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把传统产业等同于落后产业，在土地供给和融资支持以及环保标准等方面采取歧视性做法。实际上，传统产业中蕴含着大量的创新空间和升级潜力，如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以及建材家居等行业，通过智能化技术改造和品牌化运营，完全可以实现高附加值的发展。把传统产业简单视为要淘汰的产能，既不符合产业演进规律，也会动摇国民经济的根基。

新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问题仍然突出。不少地方在发展新兴产业时缺乏差异化定位，不顾实际条件一窝蜂上马相似的项目。以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为例，各地竞相布局相似产能，导致部分环节出现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这种同质化竞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压低了行业利润率，也不利于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税收、统计制度方面的不足和对地方政府考核的导向偏差，以及长期以来利用优惠政策招商的惯性作用。

未来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面临跨越“达尔文之海”的难题。“达尔文之海”是指科技成果转化中难以跨越的“中间空白阶段”。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投入巨大，但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有待提升。未来产业处于技术路线和市场需求的探索期，投资风险高且回报周期长，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尚不成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偏重论文和专利数量，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不足。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能力建设仍需加强，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资源获取渠道有限。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一些前沿技术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难以形成产业化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

三类产业之间的传导机制还不够畅通。新兴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尚未充分惠及传统产业，这是导致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呈现“K型分化”趋势的重要原因。数据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仍面临标准不统一和权益不清晰等障碍。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在三类产业之间的流动，还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如高端人才的流动受单位和地区的本位主义制约，传统产业面临招人难和留人难的困境，等等。这些问题反映出三类产业之间的连接通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体制机制看，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倾向，产业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也不足。从市场环境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尚未到位，资本和人才以及数据等要素跨产业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偏高。从创新体系看，产学研协同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破除。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三类产业之间的此消彼长呈现出“K型分化”趋势，使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在短期内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摩擦和阵痛。

形成有利于三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实现三业协同发展，缓解产业“K型分化”趋势及其带来的副作用，需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思路和机制上做出系统性的调整。关键在于把握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战略引导和规则制定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作用。

构建三类产业梯度发展的战略统筹机制。三业协同发展首先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框架来统筹各类产业的发展定位。在国家层面，“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了涵盖三类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明确了各类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功能定位和重点任务。这将有效避免政策碎片化和部门间的协调失灵。在实践上，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还应进一步纳入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同等重要的政策视野，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及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持续的支持。新兴产业的培育要注重差异化引导，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确定发展重点，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未来产业的布局则要把握适度超前原则，在技术路线尚不确定的领域，应保持多元探索的路径与空间，避免过早收敛到单一路径与方向上。在区域层面上，需鼓励不同地区探索各具特色的三业协同发展模式。东部发达地区可以更多承担未来产业和高端新兴产业的培育功能，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发挥成本优势和场景优势，在承接传统产业转移的同时发展特色新兴产业。这种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和协同，需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基础，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让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畅通三类产业之间的要素流动和技术传导。三业协同发展的核心难点，在于打通三类产业之间的连接通道。在要素配置方面，应当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的数据产权认定和交易流通规则，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在三类产业之间高效流动。在人才流动方面，可以通过建立跨产业的技能培训和转换机制，缓解传统产业人才流失和新兴产业人才短缺并存的矛盾。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根据三类产业的实际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在资本配置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应三类产业不同特征的金融产品。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需要稳定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新兴产业的成长需要风险投资和产业基金的参与，未来产业的探索则需要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在技术传导方面，应当发挥链主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技术扩散功能。鼓励新兴产业企业、未来产业企业与传统产业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和场景共建机制，通过共建实验室和联合攻关以及技术授权等方式，加速先进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政府的采购政策也可以发挥需求引导供给的作用，对采用国产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传统产业企业给予适当激励。

完善适应三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转型是推动三业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应当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扶持向功能性引导转变，从偏重某一类产业向统筹三类产业转变。政策设计要增强一致性，对各类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应当与其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相匹配，避免出现厚此薄彼的扭曲效应。在传统产业领域，政策的着力点要放在降低企业技术改造的制度性成本上，简化审批流程，完善技改投资的税收抵扣政策，支持企业采用数字化和绿色化技术。在新兴产业领域，政策重心要从给补贴转向优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标准体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未来产业领域，要注重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和包容审慎的监管创新，如采取沙盒监管等创新方式为前沿技术的探索提供制度空间。还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在三业协同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要改变单纯以新兴产业数量和规模论英雄的考核导向，将传统产业的升级成效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储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地方政府应当从直接选项目转向营造生态，把精力放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营商环境优化上，让市场来选择产业方向和企业主体。特别要注意的是，产业政策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倾向，给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培育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三类产业各有其发展规律和周期节奏，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连续性，才能让三业协同发展的效应逐步累积和释放。

三业协同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竞争主动权的战略选择。传统产业是根基，新兴产业是骨干，未来产业是方向，三者缺一不可。把握好三类产业的辩证关系，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优解，才能让中国经济的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和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从国际经验看，那些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在保留传统产业优势的同时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在前沿领域提前布局以抢占未来制高点。推动三类产业相得益彰，最终要落实到制度建设和政策实践中，以系统思维和务实行动筑牢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