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华文明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唯一延绵至今且未曾中断的文明形态。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长期进程中，逐步积淀形成了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孕育并留存了诸多优秀文明基因；这些基因深度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品格与价值观念。

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离不开考古学的贡献

文明可以分解为物质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类的心灵世界（思想的、道德的、美感的）。这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或缺。

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数千年的不断积累、创新与发展，整体可分为奠基、起源、形成和发展等几个阶段。与早期中华文明关联最为密切的是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人类由旧石器时代的“居无定所”逐步向定居生活转变，并开始营建居室、栽培作物、驯化动物、制作陶器、加工玉石器等生产活动；在此过程中，社会逐渐形成了协作与竞争机制，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同时文化思想、艺术信仰、规章制度等领域也在持续创新发展，最终催生了早期文明。

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离不开考古学的支撑，但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到对中华文明的系统阐释，同样无法一蹴而就，这一过程需要考古学家对古代遗存进行科学阐释。针对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首先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构建年代框架序列，其中建立在地层学与类型学基础上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但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止于构建年代序列，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其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内涵主要涵盖聚落形态、墓葬形制、生产工具与武器、装饰品、艺术品和宗教用品等类别，外延则包括不同类型物质遗存背后承载的精神生活、制度生活、人群交流与族属等信息。20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广大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建立与完善，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已基本建立，相关工作仍在不断细化与完善中。

切实讲好中华文明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程

早期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具备时空属性的过程，这一特征与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属性相一致，只是时空尺度更大。对中华文明的研究需要厘清考古学文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发展阶段，因此作为考古学文化研究重要内涵的聚落形态研究，成为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内容。聚落考古是在社会关系框架内开展考古资料研究，也是指导田野考古发掘的基本方法。但实际发掘中发现的古代聚落往往保存并不完整，同时想要全面揭露聚落遗存也难以实现，因此区域系统调查方法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聚落考古研究的效率，拓展研究范围。截至目前，以典型遗址系统性发掘与区域系统调查相结合为核心的研究模式，已成为探究区域聚落形态演变与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方法，依托这一模式已取得一系列具备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但无论是考古学文化研究还是聚落形态研究，都仅能帮助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的某些方面，而对生业经济、科学技术、手工业发展水平等问题的深入认识，还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近年来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极大推动了学界对古代生业经济、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识，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各阶段、各区域的生业经济模式与手工业发展水平形成了初步认知。但目前在如何将科技考古的研究成果更好融入考古学与中华文明阐释体系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核心在于如何依托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信息，合理有效地解读考古学及中华文明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帮助考古研究者与社会大众从更深入、更广阔的知识维度理解和认识中华文明相关历史议题，回归考古学的历史属性，避免形成考古学与科技考古“两张皮”的问题。

传统考古和科技考古的相关研究基本都立足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更具挑战性的研究方向是挖掘实物遗存背后蕴含的制度、艺术与信仰等精神文明成就，这也是以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中华文明始终以农业经济为发展基础，古代先民通过观察太阳在一年中的位置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地面气候变化规律掌握农时、指导农业生产，天文学便由此产生。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已发现丰富的遗存，包括可能用于天文观测的工具、承载天文思想的图案以及观象台遗迹等，充分说明当时人类已经能够通过观象授时指导农业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在观象授时的发展过程中，诚信认知逐渐萌发，进而形成以信为核心内涵的道德体系，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已有研究表明，中国最晚从约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就已普遍出现氏族公共墓地与祖先崇拜，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宇宙观、清晰的敬天观念与祀天行为，这类文化传统在此后经历传承、交融与发展，一直延续至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汉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

考古揭示出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图景

中国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起，便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为己任；经过几代考古人呕心沥血的不懈努力，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发展图景已逐渐显现，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知：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但在学科不断细化的当下，如何整合浩如烟海的考古成果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已是摆在考古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如《中华文明史（第一卷）》总绪论中所言：“我们认为，分门别类地叙述科技、制度、思想、文艺等方面的成就是必要的，但更需要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说明各个时期文明的进程和特点。文明史不同于科技史、制度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等的简单拼合，更不是一部百科知识全书，既不能脱离各门专史，又要力求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力求作出总体性的描述。”

此外，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共识，但关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具体内涵、表现形式与形成过程等具体问题仍存在争议。“多元”大致指不同区域文明在物质创造层面的多样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神、制度层面的差异性；“一体”则既包含不同区域文明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的相互认同，也包含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的统一，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混为一谈。

近年来，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多学科研究与各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讲好中华文明这一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即实现考古学成果的整合与阐释，其重点在于揭示物质遗存承载的文化意义，发挥考古学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早期中华文明的图景》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与研究目的撰写，力求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些许助益。

（作者分别为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长聘副教授、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副教授）

《早期中华文明的图景》，李小龙、袁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