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支部建在连上”的斗争智慧与组织筑基
（一）三湾改编与“支部建在连上”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由于部队一路艰苦作战，原本5000多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足1000人。根据当时情况，毛泽东同志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分析失败原因，讨论未来出路时指出，“我观察过，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军队的基础是士兵，掌握军队就要抓基层抓士兵。
三湾改编的具体决定包括：部队由师缩编为团，去留尊重士兵选择；将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营、团以上有党委；设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群众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
三湾改编不仅是一次部队缩编，更是一次党组织结构的调整，一轮强化党的领导、重建军队政治和组织纪律、强化党内民主和党内政治生活的深度变革。
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水口叶家祠堂主持了我军历史上的首次连队建党活动，陈士榘、赖毅、李恒、欧阳健、鄢辉和刘炎6名士兵宣誓入党，成了首批战士中的共产党员。亲历者赖毅曾回忆：“部队到达水口的第二天下午，党代表就秘密地通知我晚上跟他一路去团部开会。”开会的房间里摆着几条长板凳，一张小方桌，桌上挂着两张长方形红纸，一张写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注：此为旧时译法，现为CPC），另一张写着“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这可以说是我们党最早使用的入党誓词。宣誓仪式开始后，各连的党代表分别介绍本连入党士兵的情况。毛泽东同志逐个询问他们的入党动机，走到一个士兵面前问他：“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这名士兵回答道：“要翻身，要打倒土豪劣绅，要更坚决地革命！”毛泽东同志连连点头，又依次问过其他人。紧接着，大家在毛泽东同志的带领下，郑重地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后来，罗荣桓同志曾经回忆：“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二）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里程碑
三湾改编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工农革命武装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1928年4月，朱德同志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队伍胜利会师，共同整编为红军第四军。
整编后的红四军成分更为复杂，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很多军事干部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的环境之中，思想政治工作缺失，致使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大量残存。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新根据地的开辟、革命进一步深入和战争的发展，一些不良倾向开始暴露出来。当时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抬头。军中有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喜欢“长官说了算”。这些消极言行扩散开来，不仅导致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还影响到红四军的上层，从而引发了领导干部之间的争论。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同志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最后总结认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的争论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同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同志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没有当选，陈毅同志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同志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解决之前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结果争论不休。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同志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军事上的失利，10月20日，红四军兵分三路挺进广东东江地区，入粤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击。随后红四军又冒进攻打梅县，“合计损失1000多人”。
这时，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同志请回来。在毛泽东同志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部长的周恩来同志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同志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称《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22日，陈毅同志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同志表示完全赞同。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同志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曙光小学隆重召开。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这次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贡献是什么？就是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田会议奠基的我军政治工作对我军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战火淬炼：七七事变与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一，意味着在民族危亡关头，我们党必须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第二，意味着党的组织体系面临严峻的考验。如何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保持组织的统一性、纪律性和纯洁性，成为党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在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重大战役中，党员始终冲锋在前，党支部始终是最坚强的战斗堡垒。
第三，意味着党必须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到抗战胜利时全国党员人数达121.1万人。
面对党员数量持续增长，如何保证党员质量？如何防止组织涣散？如何防止投机分子混入？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在大发展时期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把“正在进行之中”的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是“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在“三大法宝”中，党的建设是核心。因为只有正确地理解党的建设，才能正确地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
（四）延安整风：党的自我革命的探索
20世纪40年代初，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
（五）西柏坡：“两个务必”的清醒警示
1949年3月，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同志以超凡的远见卓识深刻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异常清醒冷静地提示全党，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并向全党发出伟大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斗争精神的角度来看，“两个务必”体现了极其清醒的斗争意识。全国胜利前夜，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外部的对手，而是内部的骄傲和腐化。必须向自身的弱点开刀，才能走好“进京赶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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