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蒙尘”到“文明自觉”

一部真正有分量的具有学理性的著述，往往不是读完了事，而是读完之后让人忍不住要追问一些问题。《天下文明何以可能：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就是这样一部书。初看书名，似乎是一个宏大的问句；及至读完，才感到这问句背后凝聚着作者谢茂松多年的思考成果和人文情怀。我读后的突出感受是：作者对这个宏大命题的学理化研究，带着对中国道路、中国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切关联，试图在文明史的深层结构中回答一个时代性命题——天下文明何以可能。我从党史研究角度，谈一些体会。

近代中国的“文明蒙尘”与党的文明重建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用“蒙尘”概括近代中国的文明处境，极具穿透力。面对强敌侵入，中华民族不是一般战败，而是拥有数千年连续文明的民族被推到亡国灭种边缘。这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文明意义上的断裂危机。改朝换代是治乱循环中的政权更替，文明本身还在；而近代中国面临的，是文明主体性被侵蚀、文明连续性被切断的危险。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固然惨痛，但文明根脉尚在，假以时日仍可复兴；而“文明蒙尘”所揭示的，是文明赖以自立的精神根基、价值系统和历史叙事同时受到冲击，是“文明之为文明”的危机。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从起点上就不仅是政治革命，更包含文明重建。书中所论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政治制度是中国文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在建党初期就能找到精神基因。这个精神基因说明，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组织，而是承担着文明再造使命的政治力量。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始终保持着一种超越眼前利害的文化自觉和文明抱负；也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就对先进的文化和文明，怀抱着孜孜不倦的执着热情，去追寻、去实践、去创造。由此，党的历史不能仅仅在“党史”框架内理解，而应该在党的思想文化的“魂脉”与“根脉”相结合的文明史的大视野中去看。

中国共产党何以具有文明创造的能力

文明史的大视野对党史研究的启发在于，不仅要从政治、军事、经济这样的领域去解释党的成功，还要从文明、文化、思想理论的角度去解释。政治策略、军事斗争、经济政策固然重要，但它们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仅取得革命胜利，而且建立起一套具有文明深度的制度秩序，并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原题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在构建新民主主义社会框架时就把文化作为底色，明确提出建立“中华新文化”。新中国成立时，绝大多数作家选择留下来参与文化建设，这在世界革命史上罕见。这也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代表了一种文明方向，而不仅是一种政治力量。

书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文明型政党”，这个判断值得重视。全书一以贯之的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文明诠释。所谓“文明型政党”，我理解，就是说党的政治实践始终内含着文明关怀，党的制度创造始终指向一种新文明的建构，党的理论创新始终扎根文明传统。这不是给党史加一层文化修饰，而是揭示党史深处的一条文明主线。抓住了这条主线，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比如为什么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什么党能够创造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样具有中国气派的制度形式，为什么党能够提出“两个结合”并使之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才能得到更深一层的解释。

“两个结合”的深层逻辑：从外在“结合”到内在“激活”

书中核心框架是“新治统、新道统、新学统”三位一体，实际是在回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传统的关系，究竟是外在“结合”，还是内在“激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激活”一词很关键。不是把两种东西拼在一起，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力量，唤醒了中华文明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资源——民本思想、天下情怀、修齐治平的实践智慧；反过来，中华文明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提供了深厚土壤。由此再进一步，该书不是简单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制度安排，而是理解为中华文明“可大可久之道”在现代条件下的展开。这里的关键在于，“结合”不是外在拼接，“激活”不是简单借用，而是真理力量与文明传统之间的相互唤醒、相互成就。马克思主义因为扎根中华文明而获得中国气派，中华文明因为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获得现代形态。这种双向互动，正是“两个结合”最深层的逻辑。如果只看到“结合”而不看到“激活”，就容易把“两个结合”理解为两种东西的机械相加；只有看到“激活”，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结合能够产生新的文明形态，而不是简单的理论拼盘。

尤其值得指出，该书对“子张之问”与“黄炎培之问”的对照阐释，是不乏新意的理论创见。黄炎培之问关乎政治秩序的治乱兴衰，子张之问关乎文明秩序的连续传承。作者把二者统一起来，指出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在于文明秩序，把“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扎根到中国文明德性政治与德性社会的深厚传统中。这个论证把“古今中西之争”置于文明史深层结构中加以破解，读来令人兴意盎然。我特别看重这一观点的方法论意义：它表明，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只有放在文明史的大视野中，才能看出其深层含义；政治秩序问题，归根到底离不开文明秩序问题。把“两个答案”提升到文明秩序层面来理解，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文明传统的激活，二者在深层上是相通的。

方法论启示：“通识思维”与文明史大视野

我做党史文献工作几十年，越来越感到，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在文明史大视野中，其文明意义很自然地“脱颖而出”。作者提出的“通识思维”，即彻底打通古、今、中、西、马，贯通传统、现代、革命与社会主义，也是值得重视的。该书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源”，不是从鸦片战争讲起，而是溯源至西周礼乐文明，揭示“家国天下一体、天地人一体的共同体意识”作为底层文明结构；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不是简单地论述“第二个结合”命题，而是通过毛泽东对《论语》的创造性运用，给出具体学理路径。这种从书斋走向现实、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学术转化，正是本书具有现实关怀和理论穿透力的根源。

方法论上的打通，带来的是问题意识的提升：不再把古今中西看作彼此隔绝的板块，而是看作一个可以在文明史深层结构中相互贯通的整体。这对于党史研究、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这本书的方法论启示，可能比它的一些具体结论还重要。因为它提示我们，研究党史、研究中国道路，需要一种更大的文明史视野，需要在“通”字上下功夫——通古今、通中西、通理论与实践。

从“充实”走向“光辉”：为“光辉”事业做理论准备

该书后记写道，作者曾为自己的一本学术自选集取名为“为了充实而有光辉的中国”。《孟子》讲，“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中国成为政治大国、经济大国是“充实”，成为文化大国、文明大国则是“光辉”。该书和其他相关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多少是在为“光辉”事业做理论准备。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创设的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不是对传统的断裂，而是对“可大可久之道”的继承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翻版，而是扎根五千年文明土壤的新文明形态；天下文明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传统的深层结合，正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文明想象。从“充实”走向“光辉”，既是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也是学术研究应当承担的时代使命。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