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⑴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⑵。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⑶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⑷。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⑸同志曾经同林彪⑹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注释：
　　⑴“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⑵这是针对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一九七七年三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提出的批评。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一年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活动。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 “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他又不得不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⑶“三七开”在这里是指对一个人一生功过的总估计，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
　　⑷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
　　⑸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⑹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