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讲了。现在准备把两个文件⑴提到全会审议。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我看都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地方还要推敲，做不到的，不仅是胡乔木⑵同志刚才讲的党章第十八条中规定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要提前一个月发到全党讨论，做不到，类似的还会找到一些，如开代表大会要在三个月之前通知代表。总之，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写，本来也不需要规定得那么细。总的来说，这两个文件是比较成熟的文件。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问题是过去我们老同志眼睛长期不是向着他们，不从他们中间去选拔接班人，总是在老的圈子里面转过去转过来，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军队特别严重，解决起来难度更大，现在地方上还好一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前途。体制调整，国务院、党中央机关都做得不错，军队就比较差。当着我们真正找人的时候，人还是可以找到的。当然，总要过渡一下，总要想办法。反正我们这一代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欠帐的。最近组织了个小组，摸索将来新的中央委员会里边多吸收一些中青年干部参加，经过几次研究，现在大体上维持了上一届开始时的年龄。过去我们年轻，八大⑶的时候我和陈云⑷同志都是五十二岁，当时中央委员平均年龄并不算大。现在比九大、十大⑸、十一大⑹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大。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正常，造反起家的人，那是年轻的。我们现在采取过渡形式是适当的，但是在过渡时期当中，比如说过渡时期是两届，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⑴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⑵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 ，江苏盐城人。一九八○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他在邓小平主持下负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⑷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⑸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即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
　　⑹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阻挠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邓小平作这篇讲话的时候，由于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可能对十一大的作用作这样两个方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