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形势分析（3）

这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波动，在西方经济学里叫衰退。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老早就提出解决办法了。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就是市场失灵了，市场不灵的情况下政府就要做一点事情。凯恩斯这样讲，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要给工人找活儿干，哪怕是今天挖一个坑，付给他们工资，明天再把这个坑填上，再发给他们工资，这样工人就有饭吃了。这就是凯恩斯的办法，原理就是政府干预、政府花钱。

现在我国碰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政府干预，不同的是我国叫宏观调控。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市场疲软、三角债、就业困难，怎么办呢？当时采取的办法就是银行多放贷款，国家计委多批项目。三角债就是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在这三家中选一家条件好的，给它贷款，链子就解开了。但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想到这么做会有多大的副作用，没有想到应该怎么把这个钱用好，所以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虽然小平同志讲了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的经济上去了，但通货膨胀上得速度更快，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当时出现了四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投资热、证券热。这“四热”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而这次宏观调控的结果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八九年下降。当然，下降也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下降是我们想要的，而后一个阶段的下降不是我们想要的。

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那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国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多发债，然后拿钱去投资。这种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政府投资导向的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学里是不科学的提法，它是宣传部门用的。“积极”是一个褒义词，是说这个政策好，“扩张”就顶多是一个中性词，甚至还带一点贬义，它是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在执行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提出要接受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次的经验教训，坚决不搞重复建设，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优质资产。钱主要用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当然还有一部分钱用到了技术改造上，避免了上一次的“四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但现在回过头去看，还有两个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一是资金的使用。为了避免通货膨胀、不搞重复建设，把钱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是对的，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最后形成消费需求，中间的链条很长，所以虽然从1997年就开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但政策的效果不明显，增长速度还是继续下降了三、四年，到2001年、2002年才止住。二是在及时性上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1997年夏天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就是在泰国爆发，很快波及到东南亚、全世界。到1998年1、2月份的时候，我国的出口全跌下来了，这时候才开始着急。1998年春节，国家计委很多领导同志没有放假，忙着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到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下去的时候,已经是1998年的夏天了,就是说，我们的反应滞后了差不多一年。

这一次在应对美国的金融危机时，我们在及时性上就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刚才讲2007年底面对13%的增长速度，以及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不得不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双防”政策，接着就进入2008年,迎头就是两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先是1、2月份南方冰雪冷冻低温灾害,接着是5·12汶川地震。地震过了半个月，形势基本稳住了。5月底，我们发现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冲击中国了，当时受到影响的仅仅是广东、浙江生产毛绒玩具的厂子，他们的订单没有了。那时，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保持在10%以上呢。2008年上半年增长速度为10.1%，但我们意识到危机的影响要扩大，所以在6月份做出第一次政策转变，提出“一保一控”，保就是保增长，控就是控制通货膨胀。

接下来就是奥运会。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敌对势力很猖狂，火炬传递在欧洲屡屡受阻，西藏拉萨杀人放火出现暴乱，所以我们提出要办一届平安的奥运会，这就要求各个方面都要稳定，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也要稳定。2008年受到最大批评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它在7月份一下子把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在不断扩大了，怎么能还想着把货币收得那么紧呢？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应该虚心接受。但中国人民银行也有它的难处，中央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给它的政策额度是每1—2两个月可以把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提高0.5个百分点。当时办平安奥运需要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考虑奥运会开始以后就不能动了，所以就提前一次把两次的额度都用了。就是在奥运会、残奥会的这两个月里面，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化成为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前，每一次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都是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出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宏观政策的调整至少可以管一年，有时还能管两三年。但2008年的国内外形势变化太快了，我们已经等不到12月开中央经济工作会再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了。在奥运会、残奥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拿出了新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残奥会结束后过了国庆就通过媒体发布了。2008年政策的调整比以往快了两个多月，但这并不是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我是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的。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这次宏观调控时提出，我们在应对危机的及时性上有所提高。有代表提出，及时性很重要，但还要注意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这是非常好、非常重要的建议，但我们没敢写进报告，因为我们还做不到。经常有人跟我说，你不是搞预测的吗？你给咱们预测预测美国将会怎么着，世界将会怎么着，咱们也好有一个准备啊。我感到很惭愧，现在我们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不能比较好地预测美国经济、世界经济。美国人家自己还说不清楚呢，我们哪里说得清楚。

在资金的使用方面，我们也是有所提高的。第一次的时候钱不知道怎么花，就乱用，结果一下出现了“四热”。第二次我们接受第一次通货膨胀的教训，把钱集中起来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但见效太慢。这一次我们的资金使用有三个“着力点”。一是直接拉动消费。比如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家电下乡，农民买家电政府补贴13%；现在又搞家电、汽车以旧换新；加大资助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的力度等。二是间接拉动消费，就是所谓的民生工程建设。以前老百姓一个月挣一千块钱，可能只花六七百，要留下三四百，他会想我生病了怎么办，我的子女怎么办，我老了怎么办，所以要留点钱。现在政府替他做这些事情，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样老百姓就可以少留一点钱，多花一点钱。三是把钱用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去。

第一次恢复得太快了，一下子冲上去，通货膨胀也跟着冲上去。第二次恢复得慢了点，拖了三四年才出来。所以这一次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二者之间，既不像第一次那样很快出现过热，引起通货膨胀，又能够比第二次更快更好地恢复出来。我们肯定能做到，就是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