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中央特别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我们党内对于国民党左派有三种意见：（一）中央以为国民党中实有左右派的区别。有许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绅土豪等封建势力的利益与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理想者，仍然徘徊于买办、地主与工农群众的利益之间，有时还偏向前者，他们对于民族运动固然调子唱得还高，他们始终公开的或不公开的主张军事独裁而不赞成民众政权，在民主革命的意义上这般人也只能属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义上代表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思想而反对封建势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为国民党中这两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二）在广东的同志多否认国民党有什么左派，他们的意思是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左派，只有在为民众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奋斗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势力，现在这种上层某人某人为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们又说：“只有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人将来或形成左派，现在没有左派”。他们以为现在既然没有真正左派，我们若因为帮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当的事。（三）十月民中联席会议党团的意见，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粤区同志的中间，他们否认现在的国民党有正真〔真正〕的左派，和粤区同志的意见一样；可是同时他们却承认有所谓“准左派”，他们说：“过于忽视眼前上层的左派作用，于实际工作上有许多难行之处。”“这种准左派的软弱摇动不一致，是不必十分悲观的，在没有群众的时候，在上层自然只能有这种左派，而他们刚一组织的时候，更只能有这样的东西；但这种准左派对于国民革命是有相当作用的。民校改组后左右派之分化，促进国民革命之发展不少，因为准左派与右派斗争，事实上不能不接近我们，而且不能在主张上与右派一致，而且有时为着要得群众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较的站在民众方面”。他们这些见解，确有点与粤区同志不同。但他所说：“真正能够负担国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说一般被压迫的学生、商人、农民、市民、手工业工人。”这一类的话，又完全和粤区同志的意见一样而却未曾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他们这些错误观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现在不能拿赞成解决土地问题做真正左派的标准，因为土地还未成问题，目前的农民问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税杂捐，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导农民从这些要求的实际争斗到研究室中的土地问题，便是停止争斗；若希望马上就有一个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左派出现，比希望现在的左派能够实际赞助农民目前争斗更为幻想。我们对于国民党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现有分子中那些比较左倾些，而不是一个固定标准，高悬在空中的未来派。若说只有一般被压迫的工农商学各界民众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会的左派和国民党的左派之区别，更为可笑。
　　我们要记得从兴中会到现在的国民党，他们的进化是有时间性的，所谓左右乃比较之词，并没有固定的界说，社会的左右派和一个政党内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赞成解决土地回题的国民党左派，现在又还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认一些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辅〔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不必象黄麻子、张小泉、陆瑞荐〔1〕一样严格的去分别什么真正左派与准左派。
　　为什么说他们不算真正左派呢？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纲么？十月联席会议后已经有了。因为他们还未形成有确定政策的一派吗？那末根本批评起来，整个的国民党还未形成一个有确定政策的政党。因为他们时常摇动不一致么？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永远是动摇不能一致的。因为他们没有中心领袖么？汪精卫还未死。因为他们没有武力么？（据毛润之同志报告，在粤同志有人说，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这更是笑话。而且实际情形并不象表面那样简单。因为他们没有群众吗，不是他们没有群众，只是群众和领袖离着。因为他们只是一个倾向而不是一个团体吗？他们也和右派一样有领袖有群众，而且比右派有更多的群众，汪精卫一回便会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团体。因为左派现有的政纲已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么？这显然不是事实，农会组织、减租减息、武装反抗土豪劣绅等左派的政纲，正是农民群众迫切的要求。因为他们只是口头上的左倾，在行动上不能动起来贯彻主张么？这固然是现有左派的弱点，然而也不能说他们始终没有左倾的行动，即令仅仅是言论上的思想上的左倾，已经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上，在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关系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承认有左派呢？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实，并且是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重要关键。我们当然不可迷信现在已经有一个强固负责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们和右派间的缓冲，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认左派的结果，我们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与右派合作，随着右派压迫工农群众；一是由我们领导群众直接和右派冲突，既然没有左右派的分别，我们和右派冲突时，便表现出来是C．P．和整个的国民党冲突。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动派都愿意我们走这两条路。粤区同志现时所走的就是这第二条路，他们否认左派之存在，恐怕因为特别帮助他们得罪右派而上当，自然不必特别和他们亲密合作，他们感觉得我们走开了，也恐怕上了我们的当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边去来对付我们，这是客观上必然的结果。这种否认左派的谬误理论，已在广东收了恶结果，粤区同志若不即早改正，别的地方党部若不即早防闲，会酿成莫可挽救的极大损失。
　　因此中央会议坚决的反对同志中否认国民党现在的左派之谬见；坚决的主张国民党中确有左派存在，虽然他们软弱动摇不一致；坚决的主张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的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不是独占），并且帮助他们获得他们的群众（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
　　至于怎样帮助他们，应有上中下三层的帮助方法。第一，对于帮助他们的上层领袖，是断断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帮助左派的上层领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结合，有理论，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若只有左派群众而无领袖，则仍然是C．P．的群众，而不是国民党的群众，群众和右派冲突的时候将仍然形成C．P．和国民党的冲突，而不能明白表现出来是左派和右派的冲突。我们帮助左派领袖和他们合作的条件，他们固然须要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三个革命政策，我们也须要顾及他们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对他们有所让步，尤其是在农工运动的实际争斗中，不可幻想他们能够和我们取同样的态度。我们对他们的让步，毕竟比对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们有力量，我们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冲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们要在社会下层中即手工业工人、店员及农民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使左派领袖有党内的左派群众；并且要使社会下层的民众团体接近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使他们有党外的左派群众。左派领袖必须有了群众在手中，他们自身才有力量站起来和右派对抗，才能够减轻他们觉得C．P．马上就会夺他们的江山的忌妒与疑惧。并且有了左派群众，尤其是党内的左派群众，才能够推动左派领袖左倾，减少其软弱与摇动。第三，我们要帮助左派造成中层势力，做上层左派领袖和下层左派群众间之链锁。即是帮助左派设立党校，宣传员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以养成他们接近群众组织群众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领袖与群众的隔离。我们对于左派这上中下三层帮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将来的左派必然比现在更有力量，和我们联合抵抗右派。
　　至于怎样帮助左派结合，我们应取下列方针：（一）我们不赞成左派的结合有独立的政纲与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没有显然冲突的地方或右派没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数比较可靠的左派领袖之结合，我们帮助这些领袖抓住整个的党部，在中央左派领袖领导之下执行左派政策，不必进行左派党员群众的结合。（三）在左右派冲突的地方，则宜用学校、讲习所、新闻社、学会、研究会、俱乐部等形式，结合左派党员群众的许多小团体于左派领袖指导之下，不宜有整个的结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组织；惟可由左派领袖时常召集这些小团体的代表开联席会议，C．P．亦可正式派代表参加此联席会议，C．P．分子不必公开的加入这些小团体。
　　现在左派的结合已经有了几种组织，一种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联席会议后结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联席会议的各省代表，散会后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员，他们有了联共联俄，反对西山会议派，拥护孙中山、廖仲恺的工农政策，拥护汪精卫为领袖，这四条政纲，而尚没有组织的名称和章程。又有一种是黄埔学生发起的“左社”，他们有独立的章程，对于社员以外的人须守秘密，而没有独立的政纲，十月联席会议所决定的最近政纲，即是他们的政纲。这个“左社”已在湖南湖北开始发展，加入了许多不得志的政客，带了浓厚的地方性，在湖南的“左社”〔2〕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们不能承认这个“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结合，我们对于各地方尚未反共的“左社”分子，应警告他们不便有独立的章程，不宜急于成立整个的组织，不必乱拉非左派分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对于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应联合未加入“左社”的左派分子加以打击。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王麻子、张小泉是北京和杭州有名的老字号剪刀铺，陆稿荐是苏州有名的肉食店字号。后来人们为了招揽顾客，就出现了许多诸如黄麻子、陆瑞荐等冒充老字号的店铺。
　　〔2〕“左社”是湖南当时的一个反共团体，其代表人物为刘岳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