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

亲爱的同志们：
　　看过你们的政治局底报告与新中央自六十三号至七十七号通告（按即一号至十五号――译者），以及各地党部工作报告等材料之后，我们感觉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局势之变迁，所决定的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批准过的新策略，在根本上新中央虽能运用遵行，但是全党整个的执行程度仍然非常薄弱。譬如从你们的报告与通讯中，可以看出，在党内仍在有普遍的散漫与无组织的现象，这对于党的工作发展大有妨碍。因此必须很快的使全党对于党的路线有清晰的了解，在最短期内克服这种现象，并须以伟大的贯彻精神与坚决的态度，鼓励全党党员群众，完成迫不容缓的基本任务。
　　现在的危险，我们必须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很深刻指明，就是有一部分的党员以及一部分在革命高涨时期受党指导而同情于党的工人对于革命的前途是很怀疑的。在现在革命的工人运动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下，这种危险非常严重。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下发生的消沉与犹豫的心理，是过去得很漫〔慢〕。因为反革命进攻的结果――对于党的组织与黄色工会的打击，在许多儒弱的人们中很容易发生超过实际情形以外的悲观，甚至于以为革命运动已经完全失望而消灭。另一方面，在国内战争停止之后，全国一部分经济的活跃，造成了发生幻想之相当的基础，以为在中国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健壮”，开辟了中国政治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新的革命高潮将不会发生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延长到遥遥所期。
　　这种观点，对于现在的环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知道促成革命高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统治阶级绝没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观点是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肯定的，他不仅只有理论上的根据，而且在详细的研究了最近一年内的事变之后，已经找着了许多具体的证明。
　　现在政治局势中之根本矛盾
　　国民党与南京政府企图在民众中间造成一种幻想，以为可以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和平的解放出来。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大家又公认中国某种的形式上的主权（例如关税自主），实际上是搪塞了“帝国主义滚出中国”的口号，而把中国束缚得更紧。特别英国在南部日本在北部尽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由这些事实上来看，如其说，以“外交方法”来乌托邦式的解放中国，不如说是在瓜分中国以准备着与此相密切联系的前途――帝国主义战争与军阀互斗。
　　自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战线绝对不是巩固的，而且也不会巩固。这里首先就表现着美国与英日的竞争。假使没有这一竞争，则日本在自己积极用兵于中国北方的时候，绝不至于半途动摇，而且英国（其他各国也是一样）也绝对不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与修改不平等条约。这是事实，但是不应当夸大这种事实的意义。
　　在中央第六十五号（第三号――译者）通告上，认为美国与英日的根本政策是完全冲突，这是不正确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英日一样的是帝国主义的，区别只是在应用这种政策的方法。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的原则，绝不是使中国有脱离殖民地的政策，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假面具，这种假面具可以帮助遮饰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为在现在的客观条件之下，美国需要应用比较英日不同的帝国主义的策略。美国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将政策的重心用在取得经济的统治权以及在财政与外交上制服中国政府，使中国政府希望他只是友谊的态度而没有地盘的及势力范围的侵略，不象英日在中国用强迫的方法来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地位。
　　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没有能力进行一种独立的民族政策，他企图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主要的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取得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机会，但这是一个空想。事实上除了在某一时期适合于某一大帝国主义（现在如美国）的利益以外，他不能得到任何其他新的“权利”。只就一九二九年二月一号南京政府所公布的关税细则看来，就可以知道南京政府不能够得着比这更大形式上的权利，帝国主义所承认的关税自主非常微弱。这种的关税税则仅只能相当的提高南京政府的收入，而不能适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软弱，在这一税则上得出了很明显的反映。在目前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绝不反对中国有相当巩固的中央政府，反而要希望一切过去的及将来的借债都有保证。每一个关于保证债务的条约，都要促成中国更深入于殖民地的束缚。
　　去年一年中国的一切经济活跃，一直到现在，大部分仍然是帮助了帝国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影响到中国民族轻工业（特别是丝业到现在仍在停滞之中）。同时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仍然继续着转递于外人之手（有些企业卖给日本人了）。固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相当的发展虽然是很困难，但在最近的将来是可能的。因此，中国全国生产力，向独立的民族资本的路线的发展倾向将要反对着由国际帝国主义所施行的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倾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将要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独立的民族利益。假使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买办化了，完全继续着以前的地主军阀政府的政策，是不正确的。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绝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但是这一政纲的本身，是一种经常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实际要使民族资产阶级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并且中国资产阶级的各部分与各个帝国主义有经济上之共同利益，使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一致的政策。各部分的资产阶级与这一个或那一个的帝国主义有相互的联系，在民众中间发生了反对与他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运动的时候，则资产阶级在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也要利用这种机会（例如现在汉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并且即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的运动中，只要这个运动牵动了广大的民众，资产阶级立刻就要反攻。
　　共产党的任务在于揭露这种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发动广大的劳苦群众与小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使这些群众脱离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同时揭破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作用，指明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之表面的反对态度，来遮饰他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使中国走到更陷入殖民地的奴隶地位。
　　无论由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完全解放或是中国真正统一的实现，对于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政府，都是不能实现，而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利益的任务。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政府仅只是口头上是一个全中国的政权，事实上并未曾统一全中国，而且不能统一生中国。不仅满洲，并且许多西南各省的政权，事实上是离开南京政府而独立的。国民党的军阀独立的管理他所统治的省区，差不多与旧式的督军一样，在全国经济不统一的状态中，这种军阀不仅在保持着半封建的关系上而存在，而发展，并且应当注意在国民党各派军阀的后面都隐藏着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希望利用他们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他们在将来的国内战争之中成为自己现成的工具，这样使国民党及其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掌上的玩物，而预先执行他们的计划。
　　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的矛盾不仅是反映着中国各派军阀之历来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之相互的冲突，并且也反映着豪绅地主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参加这一统治联盟在此联盟之中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的斗争，但是若是夸大了这种现象的意义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战争力，那便是错误。在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之中，曾有一处表现这种夸大，那里说，“资产阶级现在企图给豪绅地主一个致命的打击”，同样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号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也说资产阶级（并说到商业资产阶级）预备着“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不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也没有愿心去这样做。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震动及工农运动的高涨不是空过了的，确使当时阶级的矛盾，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斗争，走到最紧张的时候，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变表露出资产阶级最后的转变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了，向帝国主义投降，放弃了彻底的肃清封建残余的斗争。中国统一与解放的任务与土地革命及肃清一切封建残余的问题有很密切的联系。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间的三大问题，只有革命高潮与工农专政的政府能够做到。至于现在的环境，则是农业危机的逐渐紧张，农民的状况日趋贫困。许多区域（山东，直隶，山西，甘肃等）的饥荒，据报告有两千万的饥民，不能说这种灾荒是偶然的天然的现象，这与农村经济的崩溃有很密切的联系。中国农村经济需要改良灌溉耕种及整理水利等等，但是农民在地主高利贷及军阀无限制的掠夺之下，甚至于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产工具，使单纯的再生产也不能够继续。因为中国最多的是小地主经济，使减租政策也难于实行，就是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法，因为没有剩余土地的关系，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就是对富农与佃农的让步也是不可能，就是小的改良仍然没有实行。去年在革命势力逼迫之下所规定的减租，仍然被反动势力战胜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关系的密切联系，使资产阶级或是由农村中直接收出〔入〕许多地租，或是间接的以高利贷及商业资本剥夺农民，就是这个事实就可以使资产阶级不能去实行农村的改良。若说这一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合组的国民党政府来实行改良，更是没有希望的事。
　　因此，不仅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未曾解决，而且中国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未解决，这是很显明的事实。一切所谓中国走向基码尔道路的发展，都是些无稽之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削弱，而且日益紧张，不可免的走到新的革命恐谎〔慌〕的过程，而且比较以前更广大深入。
　　在每一时期中，必须根据实际情形与正确的分析向党员〔的〕群众及一切革命的工人经常的解释这种过程及其前途。对此必须特别注意根据具体的观察去说明新的革命高涨发展的速度问题。
　　很明显的，关于这个（发展速度）问题，中国党第六次大会已经给了答复，我们现在也只有很少的补充。六次大会说：“最初的薄弱的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并且说：“不可以过份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虽然在许多区域中发生了群众自发的斗争，工人群众的心理已经有了相当的转变，消沉的情绪已经开始转变到复兴的状态，但是这种估计，一直到现在仍然保持他的正确。
　　在一部分中国同志中间有一种倾向，以为高潮是一个“短的前途”（这可以说是革命的急性病），就是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也未会完全脱离这种心理。因此有许多地方发现着夸大了反革命内部的分离矛盾的紧张。例如在中央第六十五号通告（按即第三号通告――译者）上，我们看出了这种意思，说：资产阶级“正在准备对桂系的战争，因此，反动政府更快的走向完全动摇崩溃的道路”。这种结论是表现着相当的过于性急，我们不能说国民党政府在这半年中间是“很动摇，应当承认新的革命高涨的成熟还是走得很慢。
　　一部分同志以为现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是会使革命的高涨牵延到很长的时期，这是同样不正确。一般的说来，理论上自然不否认直接革命形势（可以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有延长几年的可能。但是若以为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将有长期的“和平的”发展，没有严重的经济组织的动摇（农村经济的危机，饥荒，个别民族工业的危机），没有帝国主义的激烈的冲突，没有军阀间的武装战争，没有无产阶级更大的斗争，没有乡村的农民暴动――以为这样，便是很大的错误。在这许多的危机中，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在现在的条件之下，他们彼此正在互相斗争的派别可以暂时作更可耻的更卑鄙的结合，以延长他〈们〉的命运，但是因为他们每次的结合与妥协，都是要加重劳苦群众的负担,这自然要引起劳苦群众的反抗，这就造成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前提。
　　共产党在自己的政治行动中，不应当以这一种或那一种可能的极端为出发点，而必须常常对于环境加以正确的明晰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现在是准备群众走向革命高潮的时期，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注意。中国共产党应当使党的本身以及广大的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准备着将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来建设革命的工农德谟克拉西的专政，假使共产党不预先整顿自己的队伍，不巩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影响，不能保证工业无产阶级在农民中的领导权，就是发生了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也不能利用这种客观的条件，来取得革命的胜利。
　　策略问题与党的最近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还未能很充分的使自己的革命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这一点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党很大的缺点。
　　中国党是革命高涨之中产生而发展的，他的斗争经验是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高涨及公开工作条件之下取得的，他并没有准备着，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的秘密工作。因此反革命的进攻已经使他走到组织很涣散的地步，使他现在遇着非常大的困难，干部中之知识分子的过多，绝不能减轻他在工作中的困难，没有充分的布尔塞维克的经验，不能正确执行日常的革命工作，许多绝不是很坏的同志完全成了消极的状态。还有在中央的一次通告上所说的“等待”，如象许多等待军阀战争（蒋桂战争），以为战争可以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另外还有人等待着，国民党实行民主，以得着公开工作的条件。过去之“左倾”与右倾的残余与现在这种情趋有很密切的联系，这都是过去的残余在新的形势上的表现。党应当很明显的认识，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危险。
　　在现在的环境之下的特别危险的是右倾，中央在第六十九号通告之中曾指出过，是很正确的。我们在工农群众中间的工作，是应当利用一切公开工作的可能，这个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假使只注意到这种策略的一方面，则只是指出了这一方面利益。但是，这种观点表面上是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新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会是放弃了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的任务。要使我们的工作适合于转变的客观条件，绝不是放弃革命运动中之旧的根本任务，他只是说在新的条件之下，为实现旧的基本的口号与任务起见，需要一种新的工作方法。所谓尽量利用公开的可能，这一口号只应当这样去了解。但是有许多公开主义者，得着相反的观点，他们为着不放过公开工作的机会，所以提议降低党的口号，以为这样不惊动政府，而避免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干涉。照这些人的意见，参加公开的群众组织的工作实际上是作改良主义者的工作，于是利用合法工作的可能，便变成了对于合法条件的屈服。拿这种公开工作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相对照起来，则这种公关〔开〕工作绝不能使我们得着工作的成绩。合法主义者将要认为秘密条件下的共产党，一切原则上的批评是在实际条件下的不可能武断办法，而且中央的通告是不合于实际工作，障碍着工作进行。因此，这种合法主义在最后就形成了取消派的倾向，这是与共产主义的指导与共产党处于相反地位的，因此在现在这个时期以内中国党第一个基本任务是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加强他的组织与威信，以及他的领导的影响，合法倾向在始而不明了这种工作的重要，阻碍这种工作的进行，最后会走到与这种路线完全相反的地步。
　　现在中国革命中右倾的危险特别严重，因为国民党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来扩大他在小资产阶级以及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因为如此，所以一面对共产党〈员〉们屠杀政策，同时继续进行公布一些社会改良的条例（部分的减少工作时间，分配红利等等），〈如〉南京政府立法院与上海社会局所公布的一些条例。资产阶级的一切民主的及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幻想的空气，以为国民党的左派领袖还希望反对封建地主与军阀以及保持民族自由而反对帝国主义。
　　这种空想对群众的影响是不会长期存在的，因为他在口号上与实际上的区别是非常显明。但是在相当的时期之内，他可以对群众发生影响，我们不能轻视这种危险。在现在因为共产党的组织力量的薄弱，我们的工作十分困难，国民党人可以利用国家政权的工具，利用一切统治阶级的权，在一个相当的时期中，保持着一部分群众对于他们的幻想。假使在共产党员中（无论怎样少），对于国民党还有妥协的与尾巴主义的政策，那么，就可以知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劳动群众中间，自然更没有肃清对于国民党政策的幻想。
　　肃清一切的幻想，揭破国民党的政策之假面具，发动劳动群众去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准备群众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就是现在时期中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忽略这种任务，就是以上所说的右倾危险，应当有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党内的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完成，并不是形成了一个危险的派别。党员在现在是有了个别的右倾的错误与动摇，党若不用严厉的自我批评的态度来干涉他的发展，则他将成为很大的危险。去年一年中许多党员脱离党的现象（甚至于向国民党政府自首），这就是党内右派危险的征兆。这种危险在党外职工运动中将更有力量。无论在党内或是群众中，只要那里表现着有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都要用坚决的彻底的手段来反对他。这种工作，特别要揭破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假面具，如象现在还有从左面批评国民党的第三党谭平山等他们反对共产党的斗争，事实上他们已成为国民党的工具。在中国党中央的―切通告中，我们没有看见一点关于反对他们的特殊指明，没有看见与这种反共产主义团体的斗争。
　　中国党六次大会坚决的号召全党起来纠正“左倾”的危险（盲动主义，军事投机，个人恐怖等）以及所谓国民党式对待群众的方法（命令主义）。因为客观条件的变更，盲动主义及军事投机的危险，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是假使以为“左倾”错误的残余已经完全肃清，这便错误的。在去年夏天中央所发的六十一号通告中，还写了许多盲动主义的计划，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准备着军事行动，还说首先要打倒最反动的桂系，又六十一及六十三号通告中还可以看见以许多“左倾”的话头，来代替实际的革命行动，如“杀死一切豪绅地主！”“消灭一切封建势力！”等等的口号。甚至最近一次中央所发出关于年关（十二月到一月内）期内地方党部工作的七十一号通告中，我们还看见对农村工作有这样的号召：“都到豪绅地主家里去过年！”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倘若以这种空自夸大的高调，并不能引起任何的群众运动，这样决不能巩固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仰，适得其反的要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只是表示与群众的隔离。六次大会说左倾是“不愿意进行日常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和“不承认部分要求争斗的必要”这种左倾的病态在党内还没有完全消灭，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出不明了工会工作伟大革命意义；不知道正确的去利用公开可能；和不了解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联系等等的现象，正因为不会照着革命的原则去运用争斗的公开形式与方法，以为在运用这些公开形式与方法中，必将发生右倾危险与公开主义的幻想而裹足不前。
　　对于不觉悟或者半觉悟及动摇群众的革命教育和说服工作，本来是一种极难的艺术，若不从实际工作中去求了解就不会正确的明了这种意义与必要，因此现时中国党的第三个基本任务就是――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其革命化，不了解这一任务而事实上仍沉溺于“左”的病态中，这种形式就等于怠工。中国同志在口头上是完全正确的接受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关于获得群众的决议，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党员都在认真的去执行。此中原因最主要的是“左倾”危险，党应当无条件的彻底的肃清。发展在劳动群众中工作的时候，党要特别注意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性，因此，中国党要特别注意民族的问题（特别是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六次大会特别招出本党非常重大的错误，就是轻视反帝运动，及放弃反帝运动中的领导。不过我们应当明确了解我们参加这种运动决不是帮助国民党之反对派式的把戏。我们的参加是要使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所影响的反帝运动变成劳动群众之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同时又是反国民党的运动。
　　中央在最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部分要求，他可以称为最近党―切日常活动的主要政纲。为揭破国民党的这种假民权主义的政策，唯一的动员群众与反对国民党，这些工农群众一切政治自由（自由集会出版等）的要求，将比以前有更大的意义。但是每个环境中应当注意日常口号与党的基本口号正确的联系，中央通告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时常是正确的。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日常斗争的口号，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党的基本的口号，这都不适合于党的斗争的利益。
　　有时候党的主要宣传口号很机械的与日常斗争的口号摆在一起，如有时写许多直接行动的口号，而同时又写一些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等等，这只能加增群众心理中的糊涂。
　　在现在一切日常的斗争中我们注意策略路线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的准备我们党以及广大劳苦群众的力量，以备实现革命高潮到来时的任务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根据这种观点使着这类部分要求（如撤退帝国主义驻华的武装，加紧在铁路工人及兵士中的工作等等），在现在已经有了极重要的意义，党对这些问题，要特别注意共产党员在一切群众运动中，罢工运动，农民运动，反帝的群众运动中的积极参加，应当是向着实现这一战略的方向去做，庶可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决心，结合城市与乡村广大劳苦群众都绕围着在工人阶级的周围，以保障着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因此中国同志要特别注意并认真的组织群众，准备在某一适当的环境中来实现总的革命罢工，铁路工人总罢工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因为这种斗争的方式，可以征集全国革命力量于无产阶级周围，于中国革命中将有极重大的作用。
　　工会工作
　　所有的党员都应当知道若是在工人阶级的中间，没有坚固的基础，在各企业及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工人组织的基础，党便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握着领导地位，要使同志知道若是党现在产业中，在工会中及罢工运动中能够取得非常稳固的地位，在将来激烈的阶级战争中，有更巩固的力量。
　　在六次大会前中国党的中央曾经指出革命工会当武汉失败以后，曾由七百三十四个减到八十一个，当时中央说黄色工会有四十个，并且还有六十四个没有群众的，从这次通告之后，革命工会的环境自然是继续的恶劣，国民党工会继续增长，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实，假使我们承认在中国的条件之下，不允许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有广大的稳固的基础，那我们对于黄色工会（如上海七大工会）的估量就有极大的错误，事实上这类黄色工会是中国工运中革命发展的有力障碍。经过这种工会，反革命统治的政党，企图在工人运动中造成自己政权的巩固的基矗使他们的代理人包办工会中的领导，面有时用恐怖的手段，破坏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会，对付这种国民党式的法西斯蒂，共产党应用尽各种方法在工会外或工会内进行积极的有系统的反对他的斗争。
　　在现时环境之下，我们应当努力恢复并强固革命的阶级工会，在这不公开状况中，自然要使我们的工会工作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一面应当为我们秘密的工会找着公开的遮饰；―面加紧秘密工会的组织工作，使其强固而争得半公开的存在。在产业中应当进行反对压迫与限制工会组织自由的运动，每个工会巩固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各个产业上，要受着党的支部的指导，可是我们的“党团”（甚至在赤色工会中）――在大企业中革命工会已有强固基础的地方，应当利用时机直接取得事实上的公开。最好的机会自然是当着革命分子领导罢工而得着胜利的时候。在某些条件之下许多公开的社会团体，如兄弟团，同乡会等（可组这类性质而名义不同的组织）的组织可以作为赤色工会的公开掩饰的工具。此外工厂委员会组织，及定期的工人代表会议等，是发展公开及半公开的革命工会，那是非常错误的说法。不要忘记除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以外，还有有群众的公开的国民党黄色工会。因此我们的任务是要钻进国民党的群众工会中，而引导群众脱离黄色领袖的影响。共产党员出及其他的觉悟的革命工人，无疑的应即加入黄色工会而进行反对国民党代办人的斗争，必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夺取这些组织中工人的大多数，以及使他们团结于秘密的共产〈党〉支部的周围。在工人罢工及一切的斗争中，必要揭破黄色领袖一切妥协的卖阶级的面具。必要要求工会内部实现充分民主化的方法，由大多数人自由选举自己相信的代表来参加工会的指导机关。应当坚决的反对“被选举的人一定要是国民党员”的条件，这样才能根据工人自己的经验，使工人阶级明了国民党是压迫工人阶级的反动势力。
　　只有这种方法才能破坏国民党的法西斯蒂的工会系统而可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工会发展的基础。同时我们要宣传反对国际联盟的劳动局，反对亚姆斯丹国际，反对日本的改良主义者，苏德走狗，布基等所召集的亚细亚劳动会议。
　　在反对工会法西斯蒂主义争取工人直接利益及巩固革命工会运动的斗争中，在这时期中罢工有很大的意义。在准备罢工及选择罢工时间的时候，应当正确的估计到可以取得胜利的客观条件，直接指导罢工的罢工委员会，应该完全离开黄色工会而独立，应当是在罢工开始的时候，便由当场的工人中直接选举出来。并且在选举的时候，应当预先在那个企业的工人中进行充分的宣传，指导罢工的工作，应当与当地的或最近的党部建立很好的秘密联系，在罢工工人每一个全体大会或是代表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员应当积极的出来表示积极的态度，向这些大多数同情罢工的工人讨论他们的重要问题与提议。
　　共产党员在工人中积极的宣传时，应当注意破坏仲裁法庭的威信和国民党的调和，并且指出黄色领袖的作用，是资本家与政府的走狗。在罢工中应常提出所以农生罢工经济的或政治的要求，这些要求应当是罢工工人自己所叫出来的，是他们自已所感觉的重要要求，在罢工的时候，应当尽力使罢工委员会及工人的代农机关，使为资产阶级政府承认是代表工人谈判劳动条件的全权代表，在这时候，假使这个企业中有国民党的工厂委员会，便应当乘机宣传改选。即是当着罢工已经完结的时候，也应当使罢工委员会不立即解散，应当尽可能的使他事实上变成工厂委员会（或者需要改选他的成份）。
　　关于党之组织及思想的巩固
　　照中央的材料来看，党之组织之状况，可以说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中央第六十九号通告说：“城市支部大部分都是散漫的，许多的工人积极分子都找不着党，因此相续不断的都脱离了我们的组织，大多数的活动分子，都没有职业，脱离了群众，依党为生活”。照政治局的报告说全党的工人党员最高限度不过四千（其中上海占一三○○，香港占六○○，其他的大城市中更非常之少）。在大多数的城市中，甚至于在最大的工人中心如武汉，天津，广州，“什么工作也没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央在六十九号组织问题的通告上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正确的指示，指出首先要注意工业中心重要城市的工作，要注意重要的产业工人，要吸收工人积极参加党的工作，号召没有职业的失业党员到工厂中去，建立产业支部及其工作方法，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线，健全地方党部，改良指导机关的工作等等。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将中央所提出的这些指示能够真正的去执行。在中央所指出的这许多任务中，有两点我们觉得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想特别指出这两点的重要。
　　第一、建设生产支部和其工作。党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健全的生产支部，他是在周围的工人群众中有领导的作用。生产支部的数目已经很少，并且还逐渐减少，在大而重要的产业，简直没有支部。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说：“譬如在上海那里最多的身手工业支部，店员支部，所谓产业支部，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完全没有”。支部内部生活在现在非常之薄弱，大多数的支部，对于一切政治问题，实际问题，没有集体的讨论，也没有支部内部的分工。在这种条件之下，支部一方面是脱离了群众，另一方面又不能训练自己的党员（有时候说勇敢的工人入党以后反变成怯懦的了）。因此现在的任务，要用尽一切力量，坚决的去恢复产业支部中的支部生活。没有这个党见不能前进的，不是这样，党便会腐化，因为这样可以消灭自己之生存的一切的组织基础。对于这部分工作，在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集有极丰富的经验，中国同志应当学习这些经验，并正确的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中去应用，只有从建立这些积板的有能力的，虽然是小的秘密的产业支部才可以造成党可靠的基础。
    第二个任务是加强全党之理论上的武装，这里首先就需要严重的去研究马克思的理论。应当知道不仅在党的指导中间，并且在一切宣传煽动的人材中，若是没有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上的预备，则党员群众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基础，在将来形势转变，政治问题复杂，对于党对于革命进程都有严重意义的时候，党一定不能正确的应用适合于环境的策略。因此必须加紧党员的政治教育，必要用尽一切方法来提高党内政治水平线，要在党员群众革命青年中进行特殊的教育工作（办党校政治班发行通俗的关于马克思的书籍等等），在现在特别要使全体党员认识国际的纲领，六次国际大会的决议，中国党大会的决议。忍性的，细心的，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在现在反对党内右倾左倾的斗争中，应当成为最主要的工作方法。等于政治洗刷式的开除党籍，仅止是在他实际上屡次不改正自已错误的时候才能应用。现在在中国共产党中对于这一种方法不能广大的运用。
　　六次大会关于实行党内民主的指示，中央以及一切党的工作人员，应当尽量的去执行，只要是秘密条件下是可能的（譬如选举制便不能在所有的党部都实现），在党内民主的口号之下不应当发展派别的意气的无原则的斗争。这种现象不幸在中国共产党内依然不少，党应当用尽一切必要的方法，首先是说服的方法来肃清这种现象。全党的义务，要不动摇党的一致，党的纪律以及指导机关的威信，应当反对―切同志之破坏党之行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努力党的巩固，应当知道没有坚强的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绝对谈不上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除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各省各地的活动分子都有机会来了解认识这一封信。
　　（二）关于农民问题，我们认为还有他的重要意义，这一封信上并没有说到。关于这个问题，在最近再给你们专门的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九，二，八
　　根据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出版的
　　《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九期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