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

　　一、革命危机的发展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要一个统治阶级会甘心引退，不战而降——这在历史上没有而且也不会发生此类“怪事”。要革命达到成功没有许多战士的英勇牺牲，即马克思所称为“革命的成本费”，那只是空谈革命家的幻想。阶级的矛盾必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来求解决。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在分析了目前国际形势以后，认为现在摆在各国共产党面前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要与反动和法西主义作斗争，于此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与迫切了。目前在中国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已经进到了革命与反革命进行决胜负的斗争，进到了两个政权作殊死战的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了。在目前整个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是更扩大而深入地发动了反帝的群众运动，而世界经济恐慌，中国民族工业的破产，农村经济的灾难，与帝国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都使得广大劳苦群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以各种不同的范围和速度遂蔓延了纵横几万里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下的苏维埃运动，实成了这一整个革命斗争的中流砥柱，广大苏区的存在，成了整个中国革命向前开展的基础。即碧眼黄发的帝国主义者和略有远见的中国新闻家都不能不在红军着着胜利与苏维埃政权日趋扩大与巩固的铁的事实前面，咬着牙齿承认中国苏维埃政府是南京政府的唯一死敌，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致命威胁。
　　因此，帝国主义国民党为了镇压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斗争，首先就是进攻苏区，以挽救其垂死的统治，遂采取最残酷的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来对付革命的群众，首先就是摧残革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六年来之血腥统治，斩断了成千成万的战士的头颅，但国民党的统治并不因此而臻于巩固，而革命的波涛呵，反在这一血海中愈涨愈高，震撼反革命的一切阵地，造成南京政府今日风雨飘摇的局面，白色恐怖的加紧正是革命势力壮大，反动统治大大削弱中用以维系其气息仅属的生命的工具。谁在目前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发抖，那便是不了解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的形势而失了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前途。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自然给了革命队伍很多的损害，要把国民党六年来血腥统治总结一下，那革命战士之被杀戮残害的数目，定可惊人！而现在仍困苦于监狱与遭残杀的，又何止万千！英勇的战士，铁一般的坚决，不为势屈，不为利诱，而慷慨就义，以生命付诸无产阶级事业，实示革命职业家的模范，为党争气节，为阶级争光荣，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了鲜红的一页！但是在这一个生死的战斗中，混入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革命的半途伴侣，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以及一切投机的败类，不是自觉的自动变节，便是在国民党严刑拷打或威迫利诱之下投降，没有为革命抱下一死的决心与勇气，一个个地离开革命的队伍而成为革命最凶恶的敌人和刽子手！
　　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个别脱离生产已久而失掉了阶级性的工人之半途脱逃，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并不是一件惊人的创例。中国革命的波涛，一泻千里，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残渣败滓都淘汰下去。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落伍；谭平山，施存统之流的“别树旗帜”，组织第三党；罗章龙，何孟雄等的取消革命；徐锡根，胡均鹤，余飞之投奔南京，恨与刽子手蒋介石“相见之晚”；以至孙际明等的“唯三民主义足以救中国”，皆莫不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中国党和中国革命正在清洗这些败类的过程中，踏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坦坦大道，猛烈的向前开展，叛徒们所狂吠的“分崩离析”的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形健全，在组织上日趋巩固，随着这些叛徒脱逃而并进的过程，便是成千成万的工农战士入党，而百倍的加强了革命的队伍。
　　斯达林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落后，在革命中将有更多的困难，和更多的叛徒与变节。而变节中的大多数正是那些混在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时常的不仅是小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最坚定的代表，而且时常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一概的客观的利益的最坚定的代表。在民族运动初期，他们常常为民族斗争的代言人。在运动的开始，他们的职务是比较的重要。一般地说来他们并不能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的，因为他们出身的那些阶层是与地主阶级联系着的。革命潮流的高涨，或者把他们拉进工人运动里来，带着他们动摇犹疑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只有少数，在斗争过程中，能脱离他们自己的阶级，而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任务，成为无产阶级利益的活动的战斗者……”（见共产国际六次世界大会关于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决议，中文版四一——四二页）［1］。这一分析，已由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经验完全证实：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上脱离革命队伍的大部分不是在运动开始时加入战线的，便是在革命潮流高涨，自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之武汉时期被拉进工人运动里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第一；第二，反帝的统一战线破裂，土地革命深入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化与斗争日益鲜明而尖锐化，特别是在目前已经形成了两个政权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时候，那些本来带着动摇犹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分子，便不能不公开地跑到反革命营垒中去；第三，中国革命愈往前开展，则中国党的社会成份与其领导干部愈无产阶级化，仅有少数知识分子毫不动摇的为无产阶级服务，使党更清一色，更布尔什维克化。所以，列宁早就说过：“动摇的还是让他滚到反动的营垒中吧！这对于革命只有好，没有坏”。近来有些机会主义者和个别的团的领导干部的叛卖阶级，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疯狂般的造谣中伤，武断宣传，这或者使得我们队伍中少数意识不坚定的同志即认作是革命失败的反映，那就大错而特错！第四，绝大部分的叛徒皆是党内过去的机会主义者与公开的取消派。说到“取消派自来就与变节，放弃党的纲领和策略，机会主义有其思想上的联系。但取消派还不只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引导党走上不正确的资产阶级的轨道，走到自由主义的工人政策的道路，但他们没有脱离党的本身，没有取消党。取消主义则是走到脱离党的一种机会主义。很明显的，若将这些不承认党之存在的分子包容起来，则党将无法以自存……”（见《列宁选集》第二卷四四一页）［2］。从机会主义至公开的取消派和变节的过程是异常短促的，试看目前这些革命的叛徒，那一个能逃得出这一演进的法则。所以反对叛徒的斗争就应该联系到党内两条战线上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如此方能保证党的健全发展。
　　二、叛徒们的反动政纲与背叛行为
　　这些革命的叛徒不仅倒在国民党的怀抱里，“相信在最近的将来，由于共党路线的碰壁与下层人员的觉悟，共党内部的解体，将更要不可收拾”（孙际明的宣言），而且拚命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来麻醉无产阶级及一般劳苦群众的意识及实地为国民党的鹰犬，来破坏我们的组织与干部。
　　从一切叛徒，尤其是最近的叛徒如胡均鹤，袁炳辉，徐锡根，余飞，孙际明等等的自首的言论与行动中，显然可以指出叛徒们下列的叛卖行为：
    （1）公开拥护早已成了反动的旗帜的三民主义和反革命的国民党，为国民党的一切罪恶作辩护，替帝国主义国民党作侦探与刽子手，来破坏革命，来屠杀革命分子与我们的同志，以维持国民党的血腥统治。
　　（2）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及其一切斗争，否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主张镇压工人斗争的“仲裁”“调解”，鼓吹加重对工人的非人类的剥削的“努力生产”与“劳资合作”，反对失业工人“要工作，要饭吃，要救济”等等的要求，来保护资本家的利益。
　　（3）公开反对农民群众及其一切斗争，以国民党的惨杀镇压来威吓游击战争与农民的革命斗争，反对土地革命，农民的武装暴动，直至反对农民的“抗租，抗税，抗债，抗捐”的斗争与要求，“借口”这些斗争，要使农民“走到危险的道路”，“陷入死亡的惨境”，使农民群众脱离解放斗争，以维持地主豪绅的奴役与枷锁。
　　（4）反对真正群众的反帝斗争，反对我们所领导的沪西反日大罢工，以为这是“扰乱秩序”，反对我们组织的民众反日会，反对我们所号召的士兵与民众合作，反对我们所发起的义勇军与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等等，同时又以“共赴国难”等等的骗局，来拥护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和镇压民族革命战争，以维持日本和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宰割。
　　（5）反对与诅咒唯一澈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与工农红军，诬蔑苏维埃与红军“扰乱抗日后方”，“障碍”抗日战争，把国民党的投降出卖与“围剿”苏区民众的罪恶，加在苏维埃与红军身上。同时用种种武断宣传，把真正得到政治上的解放与物质生活上绝大改良的苏区工农劳动群众，描写得“痛苦达于极点”，把日益扩大与巩固的苏区，看作是“缩少到几乎没有了”，以此来欺骗日益同情与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全国广大民众，在“抗日必先剿共”的借口之下，号召地主资产阶级用全力去消灭苏维埃政权。
　　（6）公开反对与诅咒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重复一切反动派别的无耻谰言，把真正为民族间的和平而斗争的完全放弃了沙皇时代一切殖民地，租借地，势力范围，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以及一切帝国主义特权的，并且始终在精神上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苏联，诬蔑为“赤色帝国主义”，把一贯揭穿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站在中国民众方面的苏联，当作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以此来欺骗同情与拥护苏联的中国民众，以此来破坏中国民众与苏联民众的兄弟联盟，以此来进行反苏联的运动。
　　（7）公开反对与狂吠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与组织者——中国共产党；把唯一的能够以工农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正确提出中国革命的纲领与要求的中国共产党，当作是采取错误的”路线与策略；把唯一能够提出与执行澈底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中国共产党，当作是民族解放斗争的“障碍”；把真正领导与实行土地革命以消灭封建残余而解放农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当作是“不懂”封建势力。他们武断的说，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而事实上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正确的指出中国的民众的出路，他们无耻的说阶级斗争“不适宜”于中国，而事实上表现出地主资产阶级正在进行着最反动的阶级斗争，直至国内战争，以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叛徒们把真正团结广大群众争取民族的与社会解放的中国共产党，〈说〉是“分散力量”，把共产党内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认为是“分崩离析”，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诬为“少数专断”，“家长制度”，而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在国际路线之下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却硬加以否认，称之为“碰壁”。这些无耻的叛徒呵，想一手来取消中国党和中国革命！
　　叛徒们这一取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纲，实际上就是血腥的国民党的政纲，孙际明先生等所发表的自首宣言与天津《大公报》近来所刊载之“蒋告共党书”几同出一辙，别无二致！
　　叛徒们的旗帜是国民党用以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和压迫工农革命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南京政府六年来实行其民族主义的总结便是：把大革命时代所收回的英租界交还英国，不平等条约不但没有废除，且大大增加；一九二六年之英舰炮轰万县；一九二七年“主张保持中国领土之完整”的美利坚和英国等炮打南京；一九二八年日本出兵山东击毁济南；一九二九年屠杀回民大暴动；一九三一年之“九一八”的事变，东北三省完全沦亡于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的战争，将淞沪交给国际共管；一九三二年在英国指使之下西藏出兵进攻川边与青海，今实已为英所有；一九三三年日兵进陷榆关，占有热河，进窥华北。另外则在一九二九年国民党受帝国主义之指挥攫取中东路，进攻苏联。再如各种卖国大借款，与各种秘密的卖国协定，尤是计不胜计。由于国民党这一“民族政策”的结果便是：
    1．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加强，更进一步地瓜分中国；
    2．中国之殖民地的奴役化的过程更迅速而深入，中国的版图大大缩小；
    3．完全依附国际联盟仇视苏联——中国民族解放的朋友。
　　这就造成了今日整个民族危机的险恶形势，非打倒帝国主义之清道夫的国民党，则中国民族之澈底解放实不可能。
　　国民党这些叛卖民族利益的事实，彰明较著，而叛徒如孙际明者流则皆委之于“中国共产党破坏统一的民族战线……分裂民族革命力量”，与蒋介石随声附和，诬诋共产党为帝国主义的内奸。这些革命的卖淫妇呵，算是无耻极了。
　　但是帝国主义者却完全明白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正是他们的死敌。广州暴动，第一次在殖民地东方举起苏维埃的旗帜，遂有各国炮轰广州，会同国民党镇压武装的工农；一九三○年红军占领长沙，马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逐帝国主义，而英法日美遂手忙脚乱，派兵遣舰，协同国民党的军阀进攻红色的长沙；同年在广西的龙州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威吓法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它的殖民地安南，乃同广西军阀用飞机大炮把龙州红军两次驱逐出去，以求其殖民地统治之安全；琼崖苏维埃存在经年，在南洋树立起动摇英帝国在远东统治的基础，而广州的国民党军阀受英国的直接帮助，屡施以残酷的“围剿”，被捕之百余工农领袖，于今年春在广州为国民党政府用机枪扫射以死，香港总督的嘉勉实无以复加；岳州，大冶的红军，一再受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牵制他的行动，以维持国民党的统治。去年春，红军着着胜利，进逼武汉，而帝国主义者遂集中舰队，严阵以待，恐慌狼狈的情绪，在帝国主义的报纸上，处处流露出来。此外，帝国主义者以大批借款和军火接济国民党来进攻苏区。
　　这次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和热河，中国共产党战斗地动员全党和广大劳苦群众及士兵来组织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特别在满洲，山东，河北等处布置农民的游击战争以真正实行民众武装卫国，而国民党军阀则不派兵北上抗日，却忙于调兵去镇压这些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农武装，以与日本帝国主义分工而合作，然叛徒孙际明等则丝毫不要面孔，为国民党清除抗日战争来辩护，竟说“在那些地方的农民暴动，最足以阻掣国军的开拔以与日军作战”。去年“一二八”的战争，共产党动员上海无产阶级援助十九路军士兵与日作战，而国民党帝国主义者则用白色恐怖，横加摧残共产党与抗日的群众，而叛徒们竟谓共产党所领导的沪西反日大罢工是破坏后方。今年中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的对日宣战的通电，国民党便答以派遣卅万大兵进攻苏区，而叛徒们则更诋之为“掩耳盗铃……破坏反日战争的阴谋”。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而事实正是证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唯一能解放中国民族的力量，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破坏民族革命力量的罪魁，非打倒国民党无以求中国民族之解放！
　　其次，国民党的民生主义，实使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之六年来，百业不举，经济衰落，走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总崩溃。民族工业的倒闭，如上海的一百多家的丝厂，现在只有三家开门，中国纱厂生产的缩小，许多民族工业归并到帝国主义的工业内去，如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变卖给美国资本家，外资几占中国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各重要工业之非民族化的过程，近来更加迅速而深入。因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中国经济的浩劫，加上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中外资本家将危机与战争的重担放到工人和劳苦群众的肩上，残酷的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牛马生活的水平进攻，大批的开除工人，成千成万的失业者得不到政府任何社会保险的津贴，还有许多半失业的，也在那里过其非人的生活。在业工人的痛苦，有增无已。在上海的工人，算是水火夹攻，正泰永和橡胶厂的锅炉爆炸，至死伤数百工友，演成空前的惨案，国民党政府和资本家总不想有劳动保护的设备。另方面资本家更利用水灾旱灾，大批的贩卖儿童来代替在业工人的工作，利用低价的青年劳动来代替成年的工作，因此在轻工业内，尤其是纱厂内，普遍的青工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经济的危机，使青年工人的生活更加恶化，“养成工”完全失去了任何的自由，变为奴隶，现在的“养成工”制是与中世纪的农奴劳动相仿。中国无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幅极悲惨的图画！
　　这样一个水深火热，饥寒交攻的境遇，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的斗争来反抗资本的剥削和国民党政府及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卑鄙下贱的叛徒们却敢于胡说八道，谓中国共产党“鼓动工人罢工，造成城市的混乱以遂其破坏生产的阴谋，使工人生活更形痛苦”（孙际明的宣言）。这样卑躬屈节的给资本家舐靴子，硬教工人不要斗争，坐着等死来保持城市的治安，使资本家和这些叛徒得以坐在安乐椅上吸吮工人的血汗。不，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了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狂涛，经过了许多轰轰烈烈的运动，五卅运动曾掀动了中国的大革命，省港罢工把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根据地——香港，变成荒岛，收回了汉口的英国租界，上海的三次暴动，推翻了直系军阀的政权，吓坏了反动的国民党，英勇的广州暴动，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直到现在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正在革命中找得跳出饥饿与穷困的出路！
　　再看看中国的农村，又是怎样一个陷阱！农村经济的破产，实至空前未有的程度，加以水灾旱灾，在长江流域就有一万的灾民，生者正嗷嗷待哺，死了的正何止万千！在山西，陕西的旱灾，以及满洲的水灾，直是饿莩载道，哀鸿遍野！再则，国民党不断的进攻苏区，到处烧杀掠夺，人民之死于非命的，又不知有多少！加以国民党各派军阀的混战，破坏农村的生产，战区的难民，有谁去救活他！国民党各派军阀各霸一方，苛捐什税，无奇不有。地主高利贷，富农的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在满洲，连年战乱，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强迫圈地，武装移民，屠杀之惨，又何曾见南京政府去抗日卫民？农民的苦海呵，不斗争将何以渡过！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实行土地革命，为广大劳苦农民开辟生存之路，而叛徒们则为了维持地主军阀的农奴制的统治，亦诬为“煽动无知农民，犯上作乱”，称工农红军为流寇，为贼匪，替蒋介石之一再“围剿”苏区张目。叛徒们的狰狞面孔呵，完全活现出来。
　　中国的广大劳苦群众非打倒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实无生路。中国苏维埃的存在，便是这一争取生路斗争中的灯塔。
　　最后，国民党的民权主义，那更是一块假的招牌。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全被剥夺。其屠杀革命群众之惨，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如火如荼的白色恐怖，就是法西斯蒂的意大利，也赶不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残忍。国民党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一座大监狱。就是国民党的各流学者也不得不喊出保障人权。近来的立宪运动，只是为血腥的统治粉饰门面，其实人权何由保障？刽子手的国民党一日不打倒，则中国民众将永远陷于奴隶的地位。
　　这就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和革命的叛徒们所奉行的三民主义的真谛。三民主义实为一切反革命的旗帜，叛徒们以它来对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有什么奇怪呢？这些叛徒们的狂吠和破坏革命组织的法西斯蒂的行为，引起了全党和全中国广大工人劳苦群众的愤恨。
　　三、反对叛徒斗争中的革命积极性及各种不良的情绪
　　叛徒们不仅叛卖了党，而且也就叛卖了整个阶级和中国革命。工人对这些叛徒的回答，便是成千的加入共产党，劳苦的农民和工农红军呢，则是总动员，冲破国民党的“围剿”，近在江西，四川等处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全体特别是工厂支部的同志们，则自动的组织“打狗队”，更努力于革命的工作。
　　但是，在这一斗争中也发现了个别的不良的情绪，征服这些情绪是开展反叛徒斗争的必要条件。
　　（1）没有看出叛徒的严重性。近来叛徒给予我们的损害，比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了，叛徒不但能够损害和已损害了我们许多的干部与同志，而且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工作方法，能够做出更大的破坏作用。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看到这个严重性，不去采取种种方法来进行反对叛徒的斗争。甚至有些人以为叛徒不认识我，于我没有关系，这种个人主义的见解，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集体精神没有丝毫相同之点。
　　（2）忽视反对叛徒的斗争，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样并不能执行反对叛徒的任务。反对叛徒应成为全党的斗争任务，甚至要成为一切革命群众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叛徒。
　　（3）怀疑一切。近来的叛徒有许多是负过重要工作的，因为这个缘故，有些人就毫无根据的甚至怀疑中央和领导同志。有些人又因为在叛徒中有些是工人分子，就毫无根据怀疑到工人的特殊的革命作用，甚至怀疑到我们党的工人化的口号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有些人看见领导干部也有叛变的，工人干部也有叛变的，知识分子也有叛变的，就毫无根据的得出结论说，什么人也不可靠，连自己也靠不住了！这些情绪，都是非布尔什维克的，有害的，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情绪。
　　（4）利用叛徒来攻击中央。有些机会主义者公然说，好了，孙际明等已经叛变了，我们早已反对过他们，为什么中央要把他放到领导机关去呢？对于这种责备应当给予无情的打击。机会主义者不把我们力量集中去反对叛徒，反对国民党，而利用叛徒来反对中央，这只有利于反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利用过一切革命分子，甚至暂时的同路人，直至他们的革命性完结为止。
　　比方布尔什维克曾经利用过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托洛斯基，季诺维夫等等，而这些人都先后叛了党，成了革命的罪人。机会主义者拿叛徒来反对中央，这是不成功的。
　　（5）有些人只注意到个别被捕同志是否要叛变，而忽视了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是我们主要的任务，不知道我们应组织广大的群众运动，反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为真正的自由而斗争。不知道这个斗争，是不以个人的行动为转移的。
　　在叛徒问题上的不正确的不健全的情绪，大致如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情绪，指出这些情绪的存在与发展，是极端有害的，只有克服这些情绪，才能顺利的进行反对叛徒的斗争。
　　四、反对叛徒的迫切任务
　　在反对叛徒斗争中，我们必须执行的迫切任务就是：
    （1）广泛开展反对三民主义和一切反动思潮的斗争，在广大的群众中澈底揭破三民主义的反动性，指出它如何成了国民党反革命的旗帜，它如何成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它如何成了统治阶级出卖民族利益与镇压革命运动的政治护符。指出一切反动思想，如国家主义，社会民主党，ＡＢ团，社会与教育，第三党，托陈取消派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实际上是拥护三民主义的。利用马克思逝世五十年纪念广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向群众解释，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只有在列宁主义旗帜之下，才能得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才能澈底争取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经过各种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同时把中国苏维埃政权下的实际情形与国民党的中国对立起来，在事实上去证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2）在党内真正开展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坚决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总路线，指出机会主义与叛徒的同一社会阶级基础，指出叛徒们如何替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拥［辩］护，必须痛斥叛徒诅咒我们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什么“戴帽子”，什么“家长式的惩办制度”等等的胡说，必须痛斥叛徒拿我们反机会主义内奸与叛徒行为等等的斗争看作是我们党的什么“崩溃”，“分裂”！布尔什维克的强固是在反机会主义与异己的分子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反对与肃清机会主义者，投降分子，投机分子等等，不但不能减弱而且加强了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力，促进真正布尔什维克分子的团结与统一，同时只有强固的布尔什维克的战斗队伍，才能公开的与上述分子作无情斗争，克服与消灭这些分子。
　　（3）在实际工作中，在革命斗争中，在反对反马克思主义的—切反动思潮与政派中，加紧对于党员的布尔什维克的训练，提高党员的理论与政治水平，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性与阶级警惕性，使每个党员在任何困难条件之下，在任何恐怖与牺牲之前，丝毫不动摇的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革命利益，为列宁主义，为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同时加强我们的组织工作，加强秘密工作，以防止异己分子，投机分子，阶级奸细之混入我们的组织，并且严格审查每个工作人员，审查每一工作的执行，对于任何破坏秘密工作原则的行为，对于任何消极怠工等等，都必须给予最无情的打击。
　　（4）坚决的执行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工人化的任务，无情的打击一切怀疑主义，尤其是对于工人化的怀疑。个别的工人，可以脱离我们，可以变成叛徒，但是这丝毫不能减弱为党工人化的斗争，反之应把这个任务提到更高，大批的吸收积极的先进的觉悟的工人入党，大胆的提拔坚决的工人干部到领导机关，以回答叛徒之无耻的背叛。我们坚决的相信，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只有他才是共产主义的担负者，只有他才能葬送反动统治及一切叛徒。
　　（5）动员全党的力量，经常的与叛徒斗争，尤其是要配合全国的革命斗争，以打破反动势力及一切叛徒集中上海和其他重要地方对我们的进攻，以打破敌人所谓“围剿”的计划。
　　（6）组织广泛的反对叛徒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斗争与运动，使这个运动变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使反对叛徒的事情，又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向群众证明共产主义叛徒，就是工人阶级的叛徒，也是一般劳动〈者〉的叛徒。向广大群众说明，反对与消灭叛徒是每个革命工人行劳动者的义务，只有保护共产党的组织与领袖，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只有向着共产党所指出的道路前进，只有拥护共产党所提出的一切革命要求，只有实行共产党的一切政治主张，才能使全国的工农劳动群众，从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奴役，压迫，剥削，屠杀之下，完全解放出来！
　　中央宣传部
　　根据上海《斗争》第三十六期刊印
    注释
　　［1］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五九五页。
　　［2］参见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四五九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