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1〕

　　在中央局的领导之下，四月十六至廿二日的江西党的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正确的，具体的，清楚的揭发了在江西的罗明路线（即“单纯防御路线”），并一致给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以严重的打击，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总结会议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的成功，无疑的教育了江西全党，同时就定下了江西工作转变的基础。
    一、江西机会主义者的政纲
    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虽然邓，毛，谢，古等至今不肯诚恳的揭发他们的机会主义系统，但我们一经仔细检查他们的声明书和他们在总结会议上的发言，即不难暴露出他们的共同的机会主义政纲。
　　第一，对于中国现时苏维埃运动的内容的估计和策略上的结论，邓，毛，谢，古等是与党绝对相反的。
　　“只有苏维埃才能解救中国”（斯达林）。苏维埃和工农红军是中国革命的杠杆，是中国劳苦群众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上解放出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共产国际主席团一九三一年中国问题决议）。“苏维埃的道路不仅是中国工农社会解放的唯一道路，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中国开展着的国内的革命战争，显然同时便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信——见《实话》第八期）。所以“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将使帝国主义更公开的用武力压迫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广大的武装冲突的历史阶段，是在面前”（同上）。
　　因为这个原故，“中国共产党须用一切力量去保证无产阶级在国民党中，国内群众反帝运动中的领导权。为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更进一步发展和加紧苏维埃运动，巩固与加强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把苏维埃运动与国民党统治下群众反帝斗争相联络起来”（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决议——见《斗争》第四期）。“要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切强盗行为，……来争取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民众与革命士兵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之下，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组织”（中央局决议——见《斗争》第二期）——这是国际路线，党的进攻路线。再看邓，毛，谢，古等为首的罗明路线的主张：
    古柏曾代表这一路线公开的说：“目前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还只是土地革命的。在苏维埃区块内土地革命与反帝革命两大潮流，要到工农红军与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时，才能算汇合起来。到那时，革命战争才能算是民族革命战争”。邓，毛，谢，吉等由于对于苏维埃运动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出发，在策略上便主张放弃苏维埃根据地，主张红军上山，反对扩大红军，根本取消反帝运动，实际取消反帝拥苏同盟（见他们自己的声明书），——这难道不是一条与国际路线绝对相反的政纲？！
　　第二，关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把苏区联络一片与扩大红军一百万的任务，邓，毛，谢，古等的主张同样是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
　　中国现在存在着革命形势，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指示给中国共产党六大任务之一是“发展并联合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这里很明显的，要把苏维埃区域联成一片，便是要解决夺取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任务，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这里就需要有强大的铁的红军，武装一切劳动群众，加强地方武装扩大游击战争，建立白区工作，巩固新苏区，发展新苏区，最后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着战争，所以中央局二月八日决议指出：
    “一、……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二、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这样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变到义务军役制。
　　三、独立师团游击队，以积极的进攻，牵制和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之后方交通，领导白区群众的斗争，进行赤化工作，并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
    五、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
    七、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
    这是党的主张，罗明路线者怎样主张的呢？他们认为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苏维埃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向着高山和穷乡僻壤，那里没有敌人或是敌人力量弱的地方。所以他们主张放弃苏区根据地，在会寻安，在信赣，在永吉泰，他们曾经实行过这一主张。因为没有巩固和发展苏区的信心，自然就做梦也不会梦到要去建立白区工作，虽然他们都曾经领导过边区和新区的党。对于肃反工作自然也是忽视的，在他们领导过的区域，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特别厉害，阶级异己分子潜入各种领导机关，甚至于包庇反革命（如古柏）。至于说到工农红军，他们同样是悲观失望的，在三次战争后，依据全国的形势，红军应该向着中心城市发展，他们却说红军的力量只能留在苏区打土围子。打赣州的时候，他们袖手旁观的讽笑，对党指示的工作，完全怠工。在敌人第四次大举进次的前面，他们主张放弃苏区根据地，红军主力应退到兴国一带来或调到河西去，实行退却逃跑。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红军有力量在白区消灭敌人。当红军在许湾〔2〕打了胜仗的时候，他们还在说：“好战略，看将来！”对于扩大红军，他们认为边区是不可能的。又说扩大红军，不如扩大地方武装，实行对扩大红军怠工。而对于扩大地方武装，他们反对武装一切工农群众，所以放弃赤少队工作（如谢之在二分区）。最后对于“动员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他们借口苏区群众负担太重，来反对推销公债，退还公债和借谷子，并主张主力红军要把打土豪筹款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与中央局二月八日的决议，有丝毫相同么？
　　第三，对于革命动力的认识和党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策略，谢，毛，邓，古等又是走到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方面。
    国际不止一次的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苏维埃阶段，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贫农，中农）和城市贫民。党要巩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在农村实行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这样才能保障民主革命澈底胜利，并转变这一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
　　为着能动员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和革命战争，就必须尽可能改善工人生活，正确的领导工人经济斗争，实行劳动法，解决失业工人问题，扩大产业工会组织，不让一个革命的工人留在工会之外，要输送大批工人干部到苏维埃，红军，贫农团等去担任领导工作。对于农民群众，必须澈底实行土地法，使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在贫农，中农的身上。要组织贫农团，联合中农于其周围，使之成为与富农斗争的武器。最后，为着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必须组织和发展苏维埃经济，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发展合作社，以满足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需要。“中央局必须着重的指出，这些紧急任务的能否完成，要依靠于我们是否能在广大群众中造成出一切奉献给革命战争以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热情与兴奋而决定。只有群众动员的深入，只有澈底的实行土地法与劳动法等，以改善群众的生活，来发展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保障这些任务的完全实现”。（二月八日决议）
    江西的罗明路线者怎样主张的呢？他们主张革命的动力不是工农劳苦群众，而是流氓，因为他们认为工农群众，在边区是悲观失望的，在中心区是太平享乐的，都不愿革命了，所以只能利用流氓来领导革命。从这里出发，他们取消工人运动，根本不理工会组织，拒绝引进工人干部，甚至抑制工人干部。他们虽然糊说现在苏维埃运动只是土地革命的，他们却反对澈底解决土地问题，说土地是一次分不好的，要经过三次四次以至好几次，甚至主张“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富农路线。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是土地问题最没有澈底解决的地方。对于贫农团，他们同样是不理的。对于发展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是怠工的。——这里显然的又是与党的进攻路线绝对相反的。
　　第四，便是他们的官僚主义领导方式。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罗明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不去分析具体的事实和个别的情形，给以具体的个别的指导，而坐在房子里发命令，命令党员和群众去执行，执行不通的时候，便骂群众悲观失望，实行强迫和惩办，结果使党脱离群众。许多从会寻安来的干部说，会寻安的党员和群众听到邓小平要来，便害怕不敢见面，这就是江西罗明路线领袖们实行官僚主义的最好的成绩。
　　依据右面的分析，邓，毛，谢，古等在江西创造了执行了一条反国际的反党的路线。这条路线已经形成了具体的政纲，策略方面，口号方面，组织形式上，全部与党的进攻路线对抗起来，已经使江西边区的党遭受了大的损害。
　　二、“速即解散一切根据特殊政纲组成的派别，不然则无条件的立即开除出党”。（列宁）〔3〕
    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和执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已经根据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纲，而组成了一个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这是一切顽强的机会主义者必然要走的道路。
　　无论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他们都曾经是立三主义的坚决执行者，可是他们在四中全会后，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和派别的立场，在反立三主义和反右派的斗争上，对党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
　　那时，邓小平在上海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掩藏在两副面孔的下面，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一点也没有奇怪的，邓小平到了苏区，即曾在党大会前后，与毛谢等共同提出了对四次战争的机会在义的口号，共同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他对于谢唯俊，毛泽覃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的活动默不作声，对古柏仅作了一次外交形式的批评，这不是偶然的，而是表明邓小平一向在进行反党的派别的活动。为什么恰恰与谢，毛等一鼻孔出气？正因为过去有共同的机会主义观点，后来更有共同的罗明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纲。一种派别总是建筑在一个共同的政纲上面的，邓小平在他第一次声明书上说，“我的错误的来源之一，是由于有派别观念”，“四中全会后，由于反新领导的派别观念，逃避了反立三路线和反右派的斗争，不愿意对立三时代的错误，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进行布尔什维克的检查与揭发”。邓小平在这里掩盖了自己在四中全会后对于机会主义的坚持，事实上正因为邓小平在四中全会后，还在坚持自己立三主义的错误，所以对于真正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和新的中央采取反对的立场，不过是掩藏在两面派的形式之下罢了。所以他当时对反右派的斗争，采取了“没有关系”的态度（邓小平这次还说，反右派与他没有关系）。邓小平一直到总结会议，还没有放弃他的派别的活动，正是因为他还在坚持自己罗明路线的错误，不能有别的解释。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四中全会后，不仅没有承认自己执行立三主义的错误，而且造成一种糊说：“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党大会前后，提出了机会主义的口号，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拿“洋房子先生”的口号反对中央局的领导，拿“找岔子”的口号，反对中央局和省委对工作的批评。抵抗和破坏指导机关的指示，“合我的口味就执行，不合就不执行”。甚至从自己的派别的眼镜底下，诬蔑中央局每一个负责同志是一派的领袖。他们互相通讯，谈话和讨论，所谈的，写的，讨论的，并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如本文前面所述的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机会主义的策略，口号以及反对领导机关等。因为这样，他们的通讯，谈话和讨论，完全向党秘密起来。不仅如此，他们对党的决议，指示，常实行怠工和破坏。很明显的，他们是形成一种秘密的结合，这种秘密结合有共同的机会主义政纲，反对党的领导机关，不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这就明显的是一种小组织形式的结合，这种结合，虽然经过总结会议残酷的斗争，但一直到总结会议最后的一天，才完全暴露出来。
　　经过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等残酷的斗争以后，经过省委对于他们第一次声明书的决议以后，经过对于他们许多次教育和说服以后，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他们四个同志是否诚恳的承认了错误和解除了自己的武装。最好拿他们第二次声明书来作标准。
　　首先看邓小平的第二次声明书吧！省委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于自己的错误，没有遇着揭发和压迫，就隐瞒起来”，邓小平如何回答省委这一指责呢？他说“我觉得：第一是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好一套外交词令！不要让他滑过了。第一，难道还不明显，邓小平所以始终不肯诚恳的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从四中全会以来对于立三路线如此，现在对于罗明路线又是如此，很明显的是在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等待机会再来反攻”（省委决议），可是邓小平在这里又再一次的把这一根本问题掩盖过了。第二，邓小平直到今天还是只承认我有一个抽象的“派别观念”，而对于他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的活动，却不肯揭发出来。第三，在第二次声明书上对于自己如何逃出第七军，如何在会寻安，还在去年十一月，就召集三县负责同志会议，计划放弃三县等这些极可耻的事实，一个字没有提及。所以第二次声明书，除开给了省委决议以外交词令的回答以外，什么也没有。
　　再看毛泽覃同志，他在第二次声明书中承认他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政纲在他自己看来，只有简单的两条：第一条是“在土地问题上，在近来虽然执行了正确的办法，而在当时，就以为苏区内分了土地，阶级斗争已经不必要了”，这就是说他在很早（当时）的时候，对分配土地有点错误见解。第二条是认为“红军攻坚很困难，……主张红军在苏区内打，在苏区外打是没有办法的”。再看他如何揭发他的小组织行为，他说：“许多机会主义的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的谈论，这种小组织行为……”，说到他的小组织行为，便只是“秘密的谈论”自己的机会主义意见，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意见，又一共只有两条，并且有一条还是在很早的“当时”。那么党说他是罗明路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小组织的领袖，岂不白冤枉了他吗？！
　　再看古柏同志，在他写了整个十五张纸的第二次声明书中，除了说了一些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而外，对于反党的小组织的行为的揭发，则几乎没有说到。古柏同志在总结会议上，曾经极力掩盖自己，想把自己装饰成一个完人，而在起草决议时，为着自己的小组织的利益，向党来一次反攻。现在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的火力之下，不得不承认些错误，却不肯揭发小组织的反党的行为，这难道是偶然的？
　　谢唯俊同志的第二次声明书，依然没有系统的揭发自己反党的路线，而只简单的说了三条新区工作的政纲。对于个人反党的行为有些揭发，而对于小组织的行为，则极少揭发。这依然是不澈底的。
　　最后，必须严重指出，四个同志对于自己的根据特殊政纲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至今没有给以组织上的揭发，也没有宣布如何解散〈这种〉派别和小组织。根据以上的事实，很明显，邓，毛，谢，古四个同志是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虽然受了党的严重打击，而表示暂时的投降，但这种投降是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战士的，因为他们的武装还没有解除下来。
　　三、怎样开展这一斗争？
　　（一）总结会议只是开始了真正的反罗明路线和根据这一路线而形成的派别和小组织。江西党的任务，就是要将这一斗争开展到全体党员中去，不让一个党员站在这个斗争的阵线以外。
　　要在斗争的过程中检查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检查每一件具体的工作，把罗明路线或罗明路线的个别倾向，表现在个别同志和个别工作上面的，都能给以揭发和肃清。
　　（二）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着党内思想和行动的一致，为着党在争取群众方面的策略，口号，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布尔什维克化，而不是清谈。所以党内斗争的开展，必须紧密的联系到争取群众的方法，联系到去研究每一个群众斗争（如每一个查田分田的斗争，每一个工人的经济斗争等），每一个组织和鼓动群众的工作，我们在策略上，口号上，斗争方式上，组织方式上，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右的或“左”的倾向，而给以正确的结论和指示。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要成为这一斗争的目的。
　　（三）要把引进新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内，当作反罗明路线斗争中的主要任务之一。在真正正确的反机会主义斗争，即真正能把思想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反机会主义斗争中，最能表现出那一个党员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是坚定的，工作是积极的，是与群众联系密切而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党就要把这样的同志勇敢的引进到各级指导机关中来，参加指导工作，同时对于不能称职的指导机关，应该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改造。
　　（四）在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对于许多原则上的问题，应当向党员群众作解释的工作，对于一般党员的个别的倾向和错误，应当尽量作教育和说服的工作，不经过教育和说服，不经过斗争，而简单的采取组织上的办法，那么，便不能真正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不能教育党员。这种办法是于党有害的，故各级指导机关，应注意到预防这种弊病的发生。
　　（五）在斗争中，不可免的要遇到少数顽强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不诚恳的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服从党的决议，那么，对于这样的顽强的机会主义者，不采取必要的组织上的结论，就正如斯达林同志所指示：“凡主张以党内思想斗争方法来‘战胜’机会主义分子的理论，乃是迂腐的和危险的理论，能够使党陷于疯狂和慢性病的状态，能够使党受机会主义宰割，能够使无产阶级丧失革命的政党，能够使无产阶级缺乏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武器”。尤其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更“是破坏组织和党内分裂的源泉。
　　前方与帝国主义作战，而后方有这样‘同盟军’，这就等于陷于腹背受敌的地位——前方敌人进攻，后方内奸捣乱。因此不顾惜与这些分子作战，并驱逐他们出党，乃是反帝国主义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斯达林）〔4〕
    （六）斯达林同志这一个指示，可以用来证明省委对于邓，毛，谢，古四同志所采取的组织上的结论，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应该要求他们四同志完全不隐瞒的从政治上组织上向党揭发他们的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并且要求他们立即解散他们根据罗明路线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否则立即开除出党，同时却绝对不容许他们象古柏，毛泽覃一样，为着自己派别的利益，诬蔑党的领袖是许多派别的首领。
　　这里必须警告那些曾经参加过或者助长过这种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分子，他们不要妄想在党正在集中火力对付邓，毛，谢，古的时候，用两面派的态度，掩盖自己的错误，布尔什维克的火力，终久是不能躲避的，古柏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呵！
　　（七）最后，要澈底肃清罗明路线的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党内一切“左”的关门主义的倾向（如经济斗争中“左”的高调，如土地斗争中侵犯中农的利益等等）。“左”的机会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资养料，不同时反对“左”倾，是不能澈底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和罗明路线的。在思想上和实际上进行真正的两条战线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把两条战线斗争变成党的指导和行动的基础，这是江西党澈底实行工作转变的主要前提。
　　一九三三、五、六、
　　根据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出版的
　　上海《斗争》第四十七期刊印
    注释
　　〔1〕罗迈，即李维汉。
　　〔2〕“许湾”似为“浒湾”之误。
　　〔3〕参见列宁《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第四八○页）。
　　〔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一六一、一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