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真相：架空孙中山被革命党暗杀（2）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其一，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方面，主持缔造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党内占有当仁不让的明显优势。其二，坚持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之内从事议会政党非暴力的民主选举、阳光参政、和平竞争的宋教仁，无形中把国民党内部以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为首的激进革命派人士，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境地，从而造成“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宋教仁对于“本党有内哄”的危险局面过于自信的盲目乐观和疏于防范，直接导致他三个月后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受谋杀的悲惨结局。

在这封信中，应该为担任私人秘密的刘羹臣支付薪金的宋教仁，专门谈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弟目下财政颇困，兄如需款，请暂借用，至沪后当另设法也。”宋教仁遇难之后，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于1913年4月3日接受北京《新纪元报》采访时，公开表示自己是宋教仁（遁初）最要好的朋友，“遁初住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10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了5000元的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

国民党方面对此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由此可知，为了革命事业经常债台高筑并且欠债不还，才是包括孙中山、陈其美、黄兴、宋教仁在内的职业革命家或前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常态，也是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向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捕风捉影地捏造虚构“宋犯骗案”的现实依据。

1908年10月12日，同盟会南洋支部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兴报》，公开刊登宋教仁的《致李、胡二星使书》，其中详细介绍了宋教仁围绕《间岛问题》所展开的未遂诈骗：他花费几个月时间写作《间岛问题》，目的是证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考虑到自己的“党人”身份，只好通过同乡许孝绶转送老上司李家驹。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等人得到此书稿后，在对日谈判中赢得主动，便通过电报要求宋教仁前往北京。宋教仁有意前往，只是由于中日报刊公开报道了这件事情，他的仇人也想借机陷害，他不得不取消这个计划。与此同时，他以政府必须“出巨款购秘密证据书”为借口，打算从李家驹那里诈骗一笔公款用于革命事业。在这封信的末尾，宋教仁明确表示自己“欺诈之罪，幸未成立，尚祈原宥”。

令人遗憾的是，陈旭麓和郭汉民先后编选的《宋教仁集》，在从胡韫玉编《南社丛选》中收录宋教仁这封《与刘羹臣书》的同时，还违背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直接从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中，抄录了一篇虚构编造的所谓“致袁世凯书”：

“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