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真相：架空孙中山被革命党暗杀（3）

当年的50万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装一支军队的。孙中山从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接连发动六次武装起义，总共才筹集花费了与大洋基本等值的20万港币。孙中山以前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的身份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从中央政府那里领到的也只是每月3万元的办公经费。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以支持开明专制的名义与袁世凯反复谈判，争取到的是20万元的组党兼办报经费。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次性赠送给宋教仁50万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间就已经针对袁世凯的下属李家驹展开过未遂诈骗的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轻易拒绝袁世凯的巨额馈赠的。

宋教仁的《与国民党诸公书》

郭汉民编《宋教仁集》，收录有宋教仁落款时间为“二月一日夜”的《与国民党诸公书》，并且在注释中介绍说：“本文原载于日本杂志《支那和日本》1913年第3号。录自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由此可知，宋教仁的这封党内通信，当年并没有在国民党内部的诸多报刊公开发表，反而流传到日本刊登了出来。与前述宋教仁《与刘羹臣书》相一致，这封信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宋教仁1913年1月31日由长沙抵达武汉的具体行程：“昨日始抵汉上，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然后当赴东京，以医宿疴耳。……弟勾留数日即东下，如有赐复，请寄沪上为盼。”

其二，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宪政民主框架之内的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袁总统雄才大略，为国之心亦忠，惟全赖之以任建设事业，恐尚不足，此必吾党早已认定，故主张政党内阁。”

其三，一心一意想通过全国大选而出面组织第一届“正式政府”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反对大借款的政治态度：“大借款事，条件吃亏不少，乃仅可支用至今年七八月，又去一大宗抵当品之盐，今年七八月以后，不知再欲借款否？不知条件吃亏，又当如何？不知又将何物抵当？政府只顾自家目前，不顾正式政府以后之计。此种借款，鄙意不如径反对之，免其任意挥霍，且可使将来正式政府可借真正整理财政之外债，亦不知尊意以为如何也？”

其四，这两封书信中的“与克强商议一切”和“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所凸显出来的是最为关键的一条信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客居上海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以阳奉阴违、架空虚置的方式撇开本党理事长孙中山，一方面与湖南同乡黄兴展开“商议一切”的党内合作；一方面与袁世凯当局展开宪政框架之内的同样要架空虚置的分权合作，是宋教仁当年既真实又明确的政治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