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真相：架空孙中山被革命党暗杀（7）

关于外交，宋教仁更是以唯我正确、舍我其谁的极端态度，点名斥责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重大失误：“溯自去岁三四月后，库伦事起，桂太郎往俄缔结第三次协约，兄弟彼时亦在北京，见事情重大，曾屡次警告袁总统及赵总理，促其从速设法解决此问题，……无如说者谆谆，听者藐藐，至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不知是何思想。”

与宋教仁认定“自民国成立，迄今二载，纵观国事，几无一善状可述”的高调否定不同，孙中山在1912年11月16日发给袁世凯的密电中，所提供的是完全相反的外交建议：“俄蒙之举，不过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备以博功勋，实非俄政府之本意，故对此事以迁延为第一办法。”

“一二好大喜功之徒……以博功勋”，既是孙中山对于勾结俄罗斯政府宣布独立的一些蒙古王公的定性；同时也不失为对于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的定性。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于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到处演讲自己理想中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的宋教仁，实际上是在从事着一生中的最后冲刺，等待他的是1913年3月20日沪宁火车站的一场血腥谋杀。